摘要：精准扶贫是我国当前扶贫攻坚战的战略导向。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关注个体及社区的内在力量和优势资源，注重激发案主的主体能动性和抗逆力，与精准扶贫强调参与各方的能动性、注重脱贫效果的持续性等理念具有内在的契合性。优势视角具有降低负面标签效应、避免扶贫对象被客体化、充分利用有效资源等优点。通过对扶贫对象个体开展“优势视角”教育进行精神扶贫，并依据各自优势进行分类技能培训提升其人力资本；挖掘社区资源与优势，推动社区资产建设；链接社会资源，促进多方合作等路径，将优势视角融入农村扶贫工作，能够使贫困群体更快更彻底地摆脱贫困，推动精准扶贫模式的创新发展。
　　关键词：精准扶贫；优势视角；赋权；资产建设；链接资源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3-0046-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农村进城隔代教养的祖辈老人生活困境与干预模式研究”（17YJC840042）；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精准与有效：社会扶贫的理念创新及其实现路径”（201610304010Z）阶段性研究成果；南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高梅书（1974- ），女，江苏响水人，南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社会工作；季甜甜（1996-），女，江苏南通人，南通大学管理学院学生，研究方向：社会工作。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工作在扶贫工作中的作用。民政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2017年6月联合印发了《关于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该《意见》以助力脱贫攻坚为目标，以促进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发挥作用为核心，提出了一系列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政策措施，为社会工作助力脱贫攻坚提供了制度指引。在脱贫攻坚阶段，精准扶贫成为关键词。精准扶贫是反贫困系统的综合实践过程，它更强调参与各方的能动性实践。精准扶贫要把目标的精准考量同效果意义上的精准联系起来，即脱贫效果要有持续性[1]。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强调对案主的需求、特点和优势进行科学评估，激发案主的能动性，在对话与合作中促进案主的自我成长和改变。可见，优势视角与精准扶贫的理念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因此，本文尝试将优势视角引入农村扶贫社会工作，阐述其基本理念、在扶贫工作中的优势及实践路径，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优势视角扶贫模式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从而推动精准扶贫模式的创新发展，让贫困群体更快更彻底地摆脱贫困。
一、优势视角的含义及基本理念

　　优势视角是美国查尔斯·拉普教授及其团队于1982年在对慢性精神病患者的介入过程中提出的。该研究团队采取全新视角看待那些精神病患者，认为他们虽处于困境、具有疾病或人格缺陷但仍具有优势，而以往这些优势通常被他人和患者忽略。在治疗过程中，拉普研究团队不但充分挖掘精神病患者自身优势，而且充分运用社区资源帮助他们成功融入社区生活[2]。后来，美国堪萨斯大学社会福利学院教授丹尼斯·塞勒伯在《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一书中将优势视角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优势视角是在反思传统问题视角的弊端基础上提出来的，它弥补了传统社会工作中放大案主问题而对其优势、潜能关注不足的缺陷，认为所有的案主都是有潜能的，即便是处于困境中的案主也有改变的可能。优势视角对于案主优势和潜能的关注，在社會工作领域具有“范式革命”的意义。经过30多年的发展，优势视角已成为“社会工作领域的一个基本范畴、基本原理，是一种关注人的内在力量和优势资源的视角，开发并利用人的潜能，协助案主从挫折和不幸的困扰中挣脱出来，最终实现其理想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3]。
　　优势视角的基本理念可以用以下几个核心概念来概括：第一，优势。优势视角不再是专注地集中于案主的问题，而把目光投向优势和可能性，认为任何个人、家庭、团体和社区都具有自身的资源与优势，即便是处于挫折、压迫、困难中的案主仍具有内在的潜能。“在创伤、痛苦和苦难的荆棘之中，你能看到希望和转变的种子……动员案主的力量（天才、知识、能力和资源）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和愿望，这样案主将会有更好的生活质量。”[4]4第二，赋权。“赋权意味着帮助个人、小组、家庭以及社区在其内部或周围探求和扩展其资源与手段的意图和过程。”[4]14赋权概念强调：助人者要与案主和委托人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将案主视为积极的能动主体；扩大案主的能力和优势；关注个人或家庭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第三，成员资格。某个个体或群体，若没有成员资格，就可能有被边缘、异化和被压迫的危险。优势取向承认我们服务的所有人是某一种类的成员，并享有随成员身份而来的自尊和责任。第四，抗逆力。人们在遭遇严重麻烦时会反弹，个人和社区可以克服和超越严重麻烦的负面事件。抗逆力是一种面对磨难而抗争的能力。抗逆力是一个过程——源于迎接自己世界的需要和挑战的关于能力、知识、洞察力和美德的持续成长和阐明[4]16-17。
二、优势视角运用于农村扶贫工作中的优点

　　优势视角在扶贫工作中的运用，能有效弥补传统问题视角扶贫模式的不足，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减少贫困的负面标签效应，让贫困群体获得应有的尊严
　　传统问题视角下的扶贫工作，大多只关注贫困者面临的问题，对其自身的优势和潜能关注不足，长此以往，贫困者很容易忽视自身优点，给自己贴上“问题标签”，会变得越来越没有自信。吉林大学的万艳对488个贫困者的心理状况调查显示，725%的人认为贫困影响到了自己的心理健康，953%的人认为低保户的身份给自己带来了负面影响，542%的人认为外界的人轻视自己且不愿与自己合作交流[5]。这种“标签”效应下的不健康心理会降低他们的自我效能感，使他们越发变得消极、悲观，看不到自身的优势和潜能，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优势视角强调为案主“赋权”，认为任何人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在介入过程中帮助贫困群体挖掘自身的优势，发现自己的潜能，激励他们追求自己的价值和梦想，找回自信和尊严。同时，突出贫困群体的优势可以改变外界对于贫困群体负面刻板印象，使外界认识到贫困群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能够对他们表达尊重和平等相待。
（二）有利于发挥贫困群体的主体性，避免其被“客体化”
　　我国传统扶贫模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帮扶模式，也就是“输血式”的扶贫模式，主要是向贫困群体直接提供资金和物资援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认为资金的援助并不能真正改变贫困群体的现状，贫困群体更应该实现“能力脱贫”。虽然我国近年来的扶贫模式逐渐从“输血”模式向增能型的“造血”模式转变，但“问题视角”下的“增能型扶贫”也只是通过引入外来资金，兴办当地教育、建设基础设施和开展科技培训等方式开展，其间扶贫对象的主体性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具有“盲目增能”“被动增能”等缺陷。吉林大学教授李文祥对东北贫困山村——河村的扶贫实践研究发现，以所谓的“增能”扶贫为核心的河村大搞农业科技、小额信贷、就业培训，但在2005—2009年间的脱贫率和返贫率都达到了80%以上，呈现双高现象，并没有真正实现脱贫[6]。返贫率如此之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此过程中村民只是被动地配合扶贫项目行动，主观能动性未能有效发挥。后来，李文祥等人在河村已有的“增能型”扶贫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型”扶贫，既通过资源合作实现了增能，又在管理合作中引导村民养成与现代生产相匹配的观念与习惯，建立与社会相关部门的联系，从而实现了有效扶贫。正是在积极的参与管理中，村民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养成了与现代生产相匹配的观念与习惯，才使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效果，并且这种积极观念和良好习惯的养成具有长期效应，能使他们最终真正意义上彻底摆脱贫困。
　　（三）有利于充分利用有效资源，提高扶贫工作效率
　　优势视角注重挖掘案主自身及其所在社区的资源优势，并对这些优势资源进行有效利用。传统问题视角下的扶贫工作往往只看到贫困者的问题，而忽视对其资源和优势的挖掘。比如许多扶贫项目经常会对扶贫对象进行“一刀切”的某种技能培训，而在培训之前并未对扶贫对象及其所在社区的能力、资源、优势和需求进行科学评估。中山大学张和清教授等人对云南绿寨的扶贫实践研究发现，之前基层政府在绿寨反复调整产业结构，传授给村民换种新品种（甘蔗、洋芋、青刀豆等）的多种技巧，结果都以失败告终，村民的生计状况并无好转，甚至许多农民负债累累。后来，张和清的扶贫团队竭力挖掘当地的优势资源，从当地居民最擅长的老品种水稻种植入手，帮助村民大幅度提高收入[7]。可以看出，绿寨后来的扶贫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在于从村寨既有的优势入手，而不是盲目引进农业科技。优势视角要求对扶贫对象及其所在社区有足够的了解，充分重视在地资源，将外部资金、技术与扶贫对象及其所在社区的文化、历史、优势有效结合，保证扶贫资源的有效利用。
三、优势视角下农村扶贫社会工作的创新实践路径

　　优势视角专注于从案主内部建构自我支持，同时从外部建构社会支持，形成双向的社会支持网络。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挖掘贫困群体的优势，提升其人力资本
　　1.开展“优势视角”教育，进行“精神扶贫”。受自身弱势的经济状况、边缘化的社会处境等因素影响，贫困人口大多从“问题视角”看待自己，缺乏自信，看不到自己的优势和潜能，甚至不少人在传统的“输血式”扶贫模式影响下形成“等、靠、要”的依赖思想，陷入“精神贫困”。这种“精神贫困”会成为一种精神桎梏使贫困者裹足不前，甚至自我贬损，消极退缩，影响外界扶贫介入措施的实施效果。若要使扶贫工作精准有效，首先要开展“精神扶贫”。根据优势视角理论，精神扶贫可以从赋权和抗逆力训练着手。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赋权就是“将案主视为積极的能动主体”并“扩大案主的能力和优势”。几乎所有的事情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都可以视为一种优势，尽管最初这样的优势并不明显，甚至表面上看起来不可能。人们不但获益于成功经验，而且获益于受到的挫折[4]72-73。上文还提到，“抗逆力是一种面对磨难而抗争的能力”“人们在遭遇严重麻烦时会反弹，个人和社区可以克服和超越严重麻烦的负面事件。”基于这些对人的优势、潜能、战胜逆境能力的乐观假设，扶贫者对贫困群体开展精神扶贫时首先要学会接纳和聆听，案主的故事和叙事都包含着他们的优势、兴趣和愿景。要为受助对象创建一个充满关怀和信任的环境，通过积极的设问，引导案主发现自己的优势和潜能，并从中获得自豪感，进而激发其改变现状的内在动力。比如可以问一些“生存问题”：当你必须面对无数的挑战时，你是怎样坚持下来的？你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或者面对这些困难时，你心里在想什么？哪些困难给了你特殊的力量？你需要依赖哪些特殊的品质才能战胜困难？还可以问一些“例外问题”：生活中哪些时候感觉状态还可以？你是怎样进入那种好的状态的？生命中的哪些时刻或者事件曾经给了你特殊的抗逆力和指导[4]77-78？通过这些问题的询问，引导扶贫对象看到自己在面对困难时并非总是束手无策，还是有自己的解决办法，从而有信心实现从自我怜悯到重生、从失败到复活、从抗争到抗逆的转变[4]74。
　　2.挖掘优势，依据各自优势进行分类技能培训。扶贫者可以通过以下几类问题的设问来挖掘贫困群体的优势和资源：首先，问一些“可能性问题”：你所追求的未来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你喜欢做哪些事情？我如何帮助你达到你的目标？第二，问一些“评价问题”：当人们表扬你时，他们一般会表扬你的哪些方面？第三，问一些“支持问题”：什么人给了你特殊的理解、支持和指导？这些人给了你哪些不寻常的东西？在过去的日子里，什么样的社团、组织曾经对你有过特殊的帮助[4]75？通过“可能性问题”和“评价问题”的询问，可以帮助案主发现其被忽视的优势。比如案主想要改变贫困处境的意愿；对扶贫工作者的信任和积极配合的态度；在某些方面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健康的身体；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等。通过“支持问题”的询问，可以挖掘扶贫对象可以利用的资源。
　　在对扶贫对象优势和资源充分挖掘的基础上，根据各自优势对其进行针对性的分类技能培训。一方面，分类培训要结合每个人的年龄、文化程度、兴趣、特长等因材施教。对文化程度较高者要结合其特长、优势进行一些技术性强、科技含量较高的技能培训。对文化程度较低者虽然不适合开展高技术含量的技能培训，但要结合其自身优势开展一些针对性培训，比如有些女性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动手能力强，可以对她们进行一些手工技能的培训。另一方面，对扶贫对象的技能培训要与其所在社区的发展方向和目标相配合，使个人的发展与社区的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根据优势视角理论，社区的发展也要充分重视本社区资源和优势的挖掘，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二）挖掘社区资源与优势，促进社区资产建设
　　美国学者迈克尔·谢若登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资产建设理论。他将资产分为有形资产（主要是指货币储蓄、金融债券等经济资产）与无形资产（包括个人信用、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关系网络、政治资本等）[8]。下面着重从中观的社区层面探讨如何挖掘社区的物质、文化及人际资源促进社区资产建设。
　　1.挖掘社区物质优势与文化优势，促进社区“有形资产”建设。社区的物质资源主要包括当地的气候环境、土壤、水资源等自然资源以及“农林牧副渔”等产业资源。社区发展应该因地制宜，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相适应并重视在地资源的挖掘。“社区建设催化着扎根于本地生活和优先性的变迁过程……社区自己的优势或是其解决问题的能力被视为核心所在。”[4]16比如在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地区就应在农业发展方面做文章，挖掘当地农民在农业方面的既有优势，并进行进一步的技术培育和提升。张和清教授的团队在云南绿寨的扶贫就是成功范例。在以渔业为主的渔村，则应充分发挥当地渔业优势，并进行一些产业化的运作以锦上添花。比如在广西北部湾的渔村，有人建议进行旅游资源的开发，发展休闲渔业[9]。若是在具有良好自然生态的村庄，则可以结合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资产建设。比如台湾地区一个名为“桃米里”的村庄以“生态社区营造”为方向，成功实现了从一个传统农村向结合有机农业、生态保育和休闲体验的教育基地转型，目前与日月潭一起被大陆游客所了解，成为大多数大陆游客赴台旅游的必去之地。[10]
　　除了社区物质资源的挖掘，在扶贫工作中，还要深入挖掘当地的文化资源，发展特色文化产品和文化项目，促进文化产业化，增加社区有形资产——经济资产。“优势视角在扶贫方法上更加注重个别化和差异化，符合当地社会文化背景和贫困群体实际需求成为衡量扶助方法专业性的重要指标[11]。文化资源的挖掘目前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已有较多实践，大多数以民族特色手工艺品及民族舞蹈、音乐等形式呈现，尤其在旅游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做得比较好。其实，其他非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各地独特的文化可供挖掘利用，或者即便文化特色不够鲜明，也可以盘活在地资源进行“文化深耕”。在此方面，日本的“造町运动”及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计划”值得借鉴。无论是日本的“造町运动”还是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计划”都特别重视“在地性”和“文化性”。比如臺湾地区山楂脚社区挖掘了红茶文化，再造了传统的红茶产业；桃米村重新认识到当地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利用青蛙、蜻蜓、蝴蝶等在地资源打造生态旅游产业。
　　2.提升社区社会资本，促进社区“无形资产”建设。谢若登的资产建设理论中的无形资产主要包括个人信用、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关系网络、政治资本等。社区中的无形资产就是指社区成员所拥有的上述资本。社区成员的人力资本等内容在上文已经加以讨论，此处着重对社区成员的社会关系网络建设问题进行讨论。加强社区成员之间社会关系网络的建设有助于提升社区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就是指社会连结，以及伴随而生的规范和信任。”[12]1普特南对意大利的研究发现，决定地区政府是否有效运作的重要因素是结社生活是否有活力，以及在这个区域里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程度。[12]7类似地，要想促进贫困农村社区的发展，除了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资金的扶持以及提高村民个人的人力资本，还必须加强社区的人力资本建设，加强社区居民之间的连结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信任，这样才能使政策更有效地执行，资金更高效地利用。那么，如何加强社区民众之间的连结和信任？可以运用社会工作的小组工作方法，帮助村民组成多种民间社会组织，通过在组织内的互动、交流，协商社区事务，共同探讨脱贫致富之路，同时还能提高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多例实践案例已经证明了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的参与对推动社区发展的重要性。比如钱宁教授的团队在云南的扶贫实践中，通过建立社区议事会、社区文化夜校、妇女小组和农业技术小组、建立社区发展基金等多种草根组织，由村民自己推选负责人，自己组织活动，管理资金，协调生产、学习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村民们不再像开始时那样消极被动，而是能够积极参与商讨社区事务，自己组织起来解决社区问题，社区参与意识和能力显著提高[13]。社区居民最了解自身需求，只有充分发挥当地居民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真正使扶贫工作满足他们的需求，不至于出现服务与需求脱节错位现象。需要强调的是，在农村社区人力资本建立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乡村精英的作用。有研究发现，乡村精英对地方内在资源与文化底蕴了解充分，在农村内源式扶贫，特别是关注贫困主体自我发展能力、探求地方特色反贫困路径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14]。
　　（三）链接社会资源，促进多方合作
　　除了提升村民的人力资本以及促进社区资产建设，还要发挥社会工作链接社会资源的功能，帮助村民建立外部的社会资源网络，推进村民与政府、社会、市场间进行有益互动。
　　1.及时了解政府和社会的有关扶贫信息，帮助村民与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实现有效链接。目前大多数贫困人口集中于边远地区，信息闭塞，对政府的扶贫政策及有关扶贫信息不能及时了解。扶贫者要及时向村民传达政府的扶贫政策，并在科学评估村民需求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传递相关扶贫信息，以帮助村民在就学、就业、医疗等方面获得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源。近年来，一些国家项目的实施促进了农村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的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但在项目的选择、项目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国家意志占据主导地位，从项目实施的效果来看，出现了国家意志和地方政府的一些冲突。[15]之所以出现冲突，主要是这种自上而下的项目实施方式，未能对村民及社区的问题、需求和优势进行充分评估。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有一套严谨的程序，强调需求调查——问题分析——制定方案——实施方案——评估与跟进的动态评估与介入的规范性过程。在国家大力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介入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社会工作机构及其工作者应尽快深入贫困农村地区对当地进行精准的需求评估，并以此为基础将政府及社会资源与村民的需求进行精准链接，从而达到精准扶贫的效果。
2.及时传达市场信息，搭建城乡公平贸易平台。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们进行权力、利益交换活动的最重要资源。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的农民由于信息的匮乏很难根据市场信息有效地组织生产，经常出现农产品大片滞销的状况，甚至有一些掌握信息的强势集团，通过对农民封锁信息，坑害农民，从中渔利。所以，增强贫困农民获取信息的意识、渠道和能力对其脱贫至关重要。社工在初期要及时获取市场信息并向扶贫对象有效传达，之后要逐步培养他们获取信息的意识，拓宽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强他们获取信息的能力。除了在信息方面的帮扶，社工还应帮助农民加强组织化，成立各种合作社，增强与城市工商业者谈判的能力。同时，社工还可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城乡之间搭建公平贸易的平台。比如“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通过在城市建立公平贸易的直销平台这种城乡合作式的扶贫策略在帮助村民增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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