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诞生于1946年初上海的《文艺复兴》，自创刊始，就陆续刊发新诗批评文章。它们多为“书评”形式，既突破了五四以来偏重于理论的诗评范式，又彰显了大众化特征；以印象点评为主要话语形式，将西方印象派方法融入中国传统的批评模式，使之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且让其焕发生机；提出“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等重要论断，为战后诗评范式的重建在方法论层面提供了路径；实现了审美诉求与社会功能的平衡，寻求到了战后诗评正确处理政治与艺术关系的有效途径。《文艺复兴》上那些古今融合、中西融汇、多元共存的诗评，有效地弱化了上一时期那种单一性话语对战后诗坛的影响，为战后诗评范式的重建提供了思路。
　　关键词：《文艺复兴》；1940年代后期；新诗批评；范式重建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3-0092-06
　　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短短的4年间，与变化莫测的政治局势相对应，文人集团重新聚合，各种文学力量纷纷抓住战后可能出现的文学“空场”，积极从事各种活动，以期在新一轮的力量重组过程中占得先机。《文艺复兴》即诞生于这样的文学“乱世”。主编郑振铎在创刊号《发刊词》中宣称：“抗战胜利，我们的‘文艺复兴’开始了；洗荡了过去的邪毒，创立着一个新的局势。我们不仅要承继了五四运动以来未完的工作，我们还应该更积极的努力于今后的文艺复兴的使命；我们不仅为了写作而写作，我们还觉得应该配合着整个新的中国的动向，为民主，绝大多数的民众而写作。”① 《文艺复兴》一开始便自觉地承担起如此重大的使命，因而很快成为立志为中国文学寻找新的出路的有志之士的重要阵地。“这是很辉煌的一瞬间，聚集了当时最优秀的一批作家。”② 自创刊始，《文艺复兴》上就陆续刊发了一些关于新诗的文章，这些诗评几乎贯穿杂志始终。那么，在战后中国“文艺复兴”的系统工程中，作为其理论建构的重要环节，《文艺复兴》上的那些诗评文章究竟具有什么特点？它们为战后诗评范式的重建作了怎样的努力，其价值、意义何在？
　　一
　　主编郑振铎在现代文坛所具有的号召力，加之刊物本身一直秉承兼容并包的理念和气度，《文艺复兴》从创刊始就受到不同倾向诗人、诗评者的力捧。《文艺复兴》上发表了60位诗人的诗作138首，另外还有译诗28首（莱蒙托夫20首、普希金8首），这些诗作为我们了解1940年代后期诗歌艺术的发展状况提供了真实而生动的样本；不仅如此，《文艺复兴》上还陆续发表了一批新诗批评文章，例如辛笛的《夜歌（书评）》、李健吾的《为“诗人节”》、 朱自清的《诗文评的发展（书评）》、劳辛的《十年詩选（书评）》《〈马凡陀的山歌〉和臧克家的〈宝贝儿〉（书评）》、唐湜的《伍子胥（书评）》《诗四十首（书评）》《星雨集（书评）》、刘西渭的《诗丛和诗刊（书评）》等等。单从数量上看，尤其是与其他诗歌专刊相比，该刊诗评文章也许规模不够壮观，但是它们出现在肩负重要使命的《文艺复兴》上，直接参与了战后中国“文艺复兴”的想象与建设，其意义则不可低估。
　　《文艺复兴》上的新诗批评文章大都是以“书评”形式出现的。“书评”作为《文艺复兴》的常设栏目，贯穿杂志始终，体现了其重要理念。《文艺复兴》共发表书评23篇，涉及的文体类型丰富，不仅有创作类的诗集、小说、散文、剧作、译作，颇具学术史意义的古代文学研究著作也包括其中。“书评”之所以能成为《文艺复兴》的常设栏目，具体原因虽然已无法考证，但是据李健吾晚年的回忆，“创作大多由我负责，也负责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一类的文章”③。因此，可以想象，李健吾在杂志的整体编辑风格和栏目安排上极有可能起了重要作用。1930年代，作为京派文学重要刊物《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的萧乾，巧妙利用身份优势，以刊物为平台开展了一系列的书评活动，成为1930年代文坛上一道靓丽的风景，而“书评”也成为京派作家展示他们的文学理念，开展文学活动的重要手段。1933年由法国留学回到北平的李健吾，就是萧乾组织的这支阵容强大的书评队伍中的佼佼者。李健吾不仅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要撰稿人，其专事文学批评的笔名“刘西渭”同样始见于该刊，1930年代他最重要的批评文章几乎也聚集于此。这些文章后来不少被选入代表他一生批评成就的两部集子《咀华集》和《咀华二集》中。李健吾的上述经历应该是他一生中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所以到了1940年代后期，他借《文艺复兴》这一平台，延续京派作家们曾经的文学追求、实践，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一般的诗评文章相比，《文艺复兴》中“书评”形式的诗评文章，评论对象比较确定和单一，一般是一本书或者几个文本的组合，和立足于作品本身的艺术批评，其关注点大多是作品的内在结构、性格发展、语言运用、文体特征等等。这样的关注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评论者的视野，但是这类文章也不太容易受到诸如政治时局、文坛派别斗争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从而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很显然，这与1930年代京派作家追求文学独立品格的理念不谋而合。因此，《文艺复兴》上的这种品格的新诗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李健吾在1940年代后期喧嚣的文学语境中，在坚守文学尊严和学者纯净人性的前提下，对文学批评独立性的追求。
　　在1940年代后期，要维持一个大型文艺刊物的正常运转，首先必须承受由时局造成的经济压力。“出版的条件，够多末困难；且不说有什么干涉、没收等等的外来风险，就谈到本身的经济问题，也足以扼杀好些刊物而有余。纸价幸而不曾涨多少，而印刷工资却跟随着物价指数，天天在直线上升；为了这，售价也不能不随之而增加。然而定价一加，读者群便有些负担不起，而日见其窄小、寥落了。读者们一少，刊物便益难于维持。”④ 在《文艺复兴》一系列《编后》或《编余》中，基本上都是上述由于经济压力造成出版困难的事实诉说。特别是“从四卷一期起，我们在篇幅方面稍稍加以‘调整’，页数减少一些，采用六号字型，尽量维持原来字数。唯一希望是售价如若不能够减低，也不要再高上去。”⑤ 不仅如此，《文艺复兴》作为一种综合性文艺刊物，不可能全方位地刊登创作类作品，尤其是诗集、中长篇小说这类作品，它们的篇幅和排版上的奢侈常常使本来就因为经济压力不得不压缩版面的刊物更加望而生畏。因此，短小的“书评”的诞生刚好解决了上述难题。书评作者可以通过这种形式在不占用刊物大量篇幅的前提下，及时地向读者介绍和评析重要作家的作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读者无法看到原著的遗憾。这也是在当时艰难的经济环境中，刊物编辑为了重要作家作品能在普通大众中广泛传播所采取的补偿方式，这种方式对于普通读者及时了解当时的文坛动向和创作潮流也是有积极作用的。
除了重要作家作品之外，一些原本不太符合普通大众阅读习惯或者是超出他们阅读能力的作品，往往经过书评家深入浅出的评析和阐释，获得由他们直接阅读原著无法比拟的效果。这一点对于诗歌作品在普通大众中的传播和接受尤为重要。诗歌先天具有的高度凝炼的文体特点，使得没有一定文化基础和审美感悟力的读者一般很难进入，这也是诗歌难以拥有与小说、戏剧等文体同样规模的阅读群体的重要原因。书评所具有的短小灵活的特点，决定了其作者不可能像专业批评家那样，以一定的批评方法为指导，对批评对象进行精深细致的阐释。书评作者往往会以读者需求为旨归，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直线型的方式对评论对象进行介绍和解读，使之获得读者的认同和接受。这种对于诗歌的言说和传播方式，就摆脱了之前常见的诗论那种抽象、理性的说教的藩篱，更容易被广大受众所接受。《文艺复兴》中新诗批评的讨论对象，不少是1940年代刚刚兴起的现代主义诗歌，这类诗歌本身多是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没有现实主义诗歌那么易懂，因此，对于这种陌生的诗歌形式，通过“书评”进行解释、传播，有时会获得比读者直接阅读更好的效果。因此，“书评”这种形式对于发掘现代主义诗歌中所蕴含的深层次的诗学价值，鼓励和引导194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的诗歌创作潮流，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同时，这也为广大普通受众进入高雅的文学殿堂提供了一个更为便捷和容易接受的渠道，从而也在某种意义上接续了从“五四”到1930年代一直倡导的诗歌大众化的潮流。
　　综上所述，《文艺复兴》上“书评”形式的新诗批评文章，是该刊对战后“诗评”范式重建的有效环节，既缓解了刊物的经济压力，又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当时重要的诗歌作品在大众读者中的传播，顺应了五四以来一直提倡的新诗大众化潮流，而且使1930年代京派所追求的艺术独立价值的文学理想在纷繁复杂的1940年代后期得以延续，维护了战后新诗批评的独立性。
　　二
　　由于李健吾的偏爱，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在西方大行其道的印象派批评方法成为《文艺复兴》中诗评的重要个性。除了朱自清的《诗文评的发展（书评）》、劳辛的《〈马凡陀的山歌〉和臧克家的〈宝贝儿〉（书评）》以外，其他诗评文章均运用了印象派方法。1940年代的中国诗歌，在冯至、穆旦等的带领下走近以里尔克、艾略特、奥登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时，中国诗论大体上却仍停留于古典余续、感伤的浪漫主义和传统的现实主义阶段。在这种诗歌与诗论发展并不对称的历史语境中，《文艺复兴》对印象派批评方法的倡导与实践，就显得很有价值和意义了。
　　相对于现实主义诗歌对于现实反映的直接，现代主义诗歌的书写则隐晦得多。在1920年代、1930年代的中国诗坛，从李金发到戴望舒的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得到了较大发展的同时，现代主义审美意识也开始走向广大读者；但是到了1940年代，由于政治文化等原因，现代主义诗歌仍然因為没有确立起在当时诗坛的牢固地位而不被广大读者所普遍接受。而李健吾、唐湜等大力提倡的印象主义批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依靠某种外来的理论对文学文本进行理论性阐析，而是注重作者自己的内心体验与感悟，注重印象的直接把捉与呈现。相对于当时盛行的批评范式，印象派批评方法对于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的阐释显然更容易为非专业的普通读者所接受。再加上对“书评”这种外在形式的借用，可以说，《文艺复兴》上的上述诗评文章客观上有利于加快现代主义诗歌在大众读者中的传播。
　　自20世纪初期始，中国文学理论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在抨击传统感悟批评模式的同时，逐步引进、建构以西方分析式、逻辑性、科学性为指归的现代批评范式。这种新的批评模式，在为中国传统的侧重于印象和直觉的体验式鉴赏模式注入新的逻辑思辨性与理论性的同时，也使本来就渐趋沉滞的中国本土批评话语备受冷遇，失去了应有的生存发展空间。而李健吾倡导的印象批评是以西方印象主义批评为基础，同时吸收某些本土的传统成分而建构的。在《文艺复兴》上发表书评数量最多的唐湜，丝毫不回避李健吾对他的影响：“常常涉笔成趣，有一种蒙田式的哲理感悟，并不紧扣在评论的作品上；有时绕了个大弯，抒写了许多近于‘题外’的文章，才归到本题上；可那么寥寥几句叫人心折的艺术分析却远远超于一般的‘印象批评’。”⑥ 唐湜的评价，可以说是对李氏印象式批评特点精彩的诠释。李健吾通过整合西方印象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诗歌批评方式，不仅仅使前者以另一种方式在当时中国文坛广为传播和被迅速接受，同时也使中国传统诗歌批评方式汲取异域的营养而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因此，李健吾在《文艺复兴》上对当时并不起眼的唐湜的大力扶持，实际是为自己所推崇的这种批评方法于战后的重新出场做实实在在的工作。而唐湜也不负所托，他在《文艺复兴》这个舞台上延续李健吾理想的同时，也使这种批评模式在经过中西融合改造后得以升华提升，为中国传统直观感悟式文学批评方法在现代重新焕发出生机开辟了道路。
　　一方面，希望通过更为直接、形象、感性的新诗批评方法促进现代主义诗歌在大众读者中的传播；另一方面，力图通过中西融合使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方法在现代重新焕发出光彩，战后《文艺复兴》对印象派批评方法的大力倡导与实践，使自五四以来被不少学者纷纷摒弃的中国本土批评传统重新回归中国现代诗坛，有助于读者和诗歌评论者走出中外诗学关系认识上的误区，帮助中国本土诗学建立民族自信心，并且在战后新诗批评系统的重建过程中，能自觉地从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获取资源，为战后正确处理新诗批评与中国传统诗歌批评之间的关系创造了一个范例。
　　三
　　1946年，在陈中凡、郭绍虞开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第一个高潮期之后，朱自清通过评论罗根泽、朱东润的几部著作的书评文章《诗文评的发展（书评）》，系统地表述了自己的批评观。文中，他提出了“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将中国还给中国”、“将一时代还给一时代”⑦ 等著名论断。
　　西方“文学批评”范畴被引进中国之前，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言说系统里，与之概念相当的只有诗文评、词评、曲评、小说评点等等。“‘文学批评’原是外来的意念；我们的诗文评虽与文学批评相当，却有它自己的发展，上文已经提及。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就难在将这两样比较得恰到好处，教我们能依靠了文学批评这把明镜，照清楚诗文评的面目。我们要看见的是诗文评的本来面目，可不是它在哈哈镜里歪曲了的面目。诗文评里有一部分与文学批评无干，得清算出去；这是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是第一步。”⑧ 朱自清认为，传统的诗文评过于感性，只有用现代“文学批评”去烛照、丰富，赋予其理性光芒，它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力。中国的诗文评传统虽然深厚，“但它究竟还在附庸地位，若没有‘文学批评’这个新意念新名字输入，若不是一般人已经能够郑重的接受这个新意念，目下是还谈不到任何中国文学批评史的”⑨。也就是说，朱自清认为，在引进西方的文学批评观念以后，中国的现代文学批评才可能获得独立价值，从事诗文评才成为一件严肃高尚的事情。西方文学批评概念对于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建立之意义，朱自清的上述论述是否有夸大之嫌，我们暂不评论；但是他用西方文学批评观念为标准来清理中国传统诗文评的思路，对于建立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诗评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朱自清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独特性，同样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至于中国缺少作家作品的系统的批评，儒家尚用而不尚知，固然是一个因子，道家尚玄而不尚实，关系也许更大”⑩。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只用儒家或道家观点来看问题的中国文学批评，与生俱来地易造成文学自身的复雜性相当程度地被忽视的弊病。不仅如此，接着他通过对评点、笺注、选本、诗话、文话、墓志等与文学批评关系的分析，认为“可见所谓文学裁判，在中国虽然还没有得着充分的发展，却也有着古久的渊源和广远的分布。这似乎是不容忽视的”{11}。所以，他提出“将中国还给中国”。而这一点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于，以承认中国文学批评的独特性为前提，来质疑在既定的西方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对中国文学批评实践进行比照与评判的简单做法。因此，朱自清适时提出这一论断，不仅有助于纠正五四以来文学批评系统建构一味地以“西方”为标准的偏颇做法，同时也强调了在战后新诗批评系统重建过程中应保持民族性和独特性。
　　朱自清认为难以用一个固定的外来观念概括中国不同时代的文论特征，所以他接着提出“将一时代还给一时代”的论断。即在研究不同时代的文论过程中，要注意尊重各个时代的特点。以评价郭绍虞为例，他认为：“郭君还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分析意义，他的书的成功，至少有一半是在这里。例如‘文学’、‘神’、‘气’、‘文笔’、‘道’、‘贯道’、‘载道’这些个重要术语，最是缠夹不清；书中都按着它们在各个时代或各家学说里的关系，仔细辨析它们的意义。懂得这些个术语的意义，才懂得一时代或一家的学说。”{12} 但是当郭绍虞简单地将古代的“文”“笔”等概念置于现代文学的评价体系之中时，朱自清立即予以反驳，认为：“以我们自己的标准，衡量古人，似乎不大公道。各时代的环境决定各时代的正确标准，我们也是各还其本来面目的好。”{13} 这一观点就要求在研究不同时代文论时，要密切结合不同时代自身的特点，要突出时代赋予的不同阶段文论的独特性。那么，上述论断对于战后新诗批评系统的重建，最直接的启示意义就是要结合1940年代后期政治时局瞬息万变的特点，突出当时具有不同政治立场的文人群体不同的诗学表达。
　　总之，“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作者虽然肯定了传统诗文评的价值，但是他仍然强调必须进行文学观念的革命，才能赋予现代文学批评以独立与自足；“将中国还给中国”，强调的就是用中国的语言与逻辑，分析与总结中国的文学现象，摆脱外来文学观念的桎梏；“将一时代还给一时代”，强调的是尊重各个时代的特点，“并不是现成的套子，随意就可以套在史实上”{14}，应深入不同时代之中“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15}。朱自清提出的上述三条原则，出现在百废待兴的1940年后期，其贡献如有的学者所言，“每一条都体现了一个基本想法，即不能用现代文学观念来轻易地套用在古代文论概念身上，从而做出简单的对错评判，与其简单地评出对错，还不如呈现原状更可靠。所以，‘将中国还给中国’也就成为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值得人们重视与反思了”{16}。或者说，它们为当时以及后来的学者在诗评范式重建的努力中，如何正确处理文学与非文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四
　　中国传统诗歌批评是重功利的。当五四新文学开始与传统文化拉开距离﹑全力学习西方的时候，关于诗歌批评功能定位的问题，也一再被谈论、探讨。抗战开始后，中国新诗批评与民族救亡联系在一起，为抗战服务，成为当时诗评最重要的使命。主流的诗评家对诗歌的社会功能和时代精神格外看重；当然，也还是有一些诗评者，主要关注诗歌的内部问题和艺术价值，刻意地与时代主题拉开距离。抗战胜利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解除，新诗批评如何在与时代保持连通的基础上，正确处理社会功能追求与诗艺探索之间的关系，成为在战后重建诗评范式过程中亟待厘清的问题。
　　《文艺复兴》比较早地对上述问题予以了关注，它刊发的第一篇诗评文章即辛笛的《夜歌（书评）》就对诗歌如何处理与现实的关系进行了思考。“经了抗战八年实生活的火炼，他不再是一个留连光景的人。他大踏步的迈进了新的天地，勇敢地度着新的生活，而冷静地将腐朽神奇的世界遗留于后。由于现实的教训，他认识了艺术与广大的人生之不可分性，全盘否定了那种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实际是为个人而艺术）的见解。他原本的一支笔，不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可以说是声华茂美，彩色缤纷，然而现在为了正确地抒写新的概念和生活，他不惜热情地加以简朴逼素的约束。”{17} 可以说，对于何其芳诗风的转变，辛笛是由衷肯定和欣赏的。这其实也是诗评者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而自觉进行艺术调整的宣言。在《夜歌（书评）》这篇文章中，虽然绝大部分篇幅都是对何其芳前期诗歌创作和《夜歌》中代表诗篇的精彩评析，但是作者的落脚点明显是在何其芳前后期创作的变化及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与同样在刊物上发表过诗评文章的唐湜不同，后者潜心于对诗歌做一些具有形而上意义的本体思考和纯形式意义的艺术研究，而辛笛的这篇书评显然富有更浓郁的社会现实意味。
　　同样主张战后中国新诗发展应走与人民群众密切结合，走大众化发展道路的还有当时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的劳辛。他以臧克家和马凡陀作为评论对象的两篇诗评文章，均是运用革命现实主义话语来解读诗歌文本。他对臧克家《十年诗选》由衷地推崇，末段中更是直接肯定臧诗的社会政治价值：“末了，我们须提到的是：臧克家先生近来的诗作有了大的转变。他的新作充满了健康的色素和战斗的情感；……好像最近他在报纸上所发表的《预算与决算》便是证明中国的新诗已开拓好了它的坦途。因之，我以为十年来中国新诗所走的道路便是《十年诗选》所表明的道路。而它又是我国这十年来的政局的温度计。”{18} 在另外一篇诗评中，劳辛对《马凡陀的山歌》和臧克家的《宝贝儿》这两本政治讽刺诗集进行了解读。他认为：“《马凡陀的山歌》主要的意义是提供了新诗歌创作的一个新方向。他的诗作就是一种实例。诗人希望从流行于民间的歌谣中获得新诗歌的营养素，这方向是很正确的。”{19} 他对臧诗的理解是一致的，在《十年诗选（书评）》中，认为《别潢川》“这一首诗是典型地具有叙事诗的精神了。读起来它很感动人。虽然在上面并没有鲜艳夺目的色彩，也没有磅礴的气势：但那末冲淡，那末朴素，已足够表现了真、善、美的境界了。而且在气派和风格上都具有歌谣的特质和精神。这正是老百姓所喜见乐闻的东西。”{20} 不仅如此，他还在另一篇书评文章中阐明了中国新诗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被赋予的重要历史使命，那就是：“在今天，中国的新诗歌正面临着一个最神圣的最严重的历史的课题——争取民主，反对黑暗。应该如何加强新诗歌的斗争性和使它成为人民的艺术，以完成这历史的任务，是值得每一个新诗歌的创作者所深思熟虑的。”{21} 总之，一方面，与其他作者相比，劳辛的身份决定了其诗评文章鲜明的政治功利性；另一方面，他对民间歌谣之于中国新诗发展重要意义的敏锐捕捉，成为战后诗艺探索上的一个颇有价值的亮点。因此，在如何平衡诗评的社会功能追求与艺术探索之间的关系上，劳辛在《文艺复兴》上的尝试可以说为战后左翼作家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在《文艺复兴》上，李健吾无疑是对新诗的发展现状和战后发展出路等问题，思考得最为深入的作家。他不仅编发了大量诗作，也写下了一些迥异于1930年代的诗评、诗论。此时，他通過与以郑振铎为中心的进步文人圈子的频繁接触，已经具有了比1930年代更为开阔的诗学视野，并且有意识地强调诗与人民、诗与民间传统之间的关系。正如他在《为“诗人节”》末尾的热情呼吁：“写旧诗的人们，写新诗的人们，认真踏实在民间和传统之中寻找生命，认真踏实在语言和文字之间追求和谐，认真踏实在心灵和生活之间体会表现的适切，认真踏实去感受时代和民族的现实的教训，相信有一天会在一个顶点不期而遇的。七条大路全通罗马，罗马只有一个。”{22} 他试图在共同的目标之下，去调和作为“精英”的诗人与大众之间的矛盾。这一点同样体现在《诗丛和诗刊（书评）》中。他不仅开始更多地关注田间、孙钿、马凡陀、艾青等“人民派”诗人，同时对其中以田间为代表的一些诗人给予比较高的评价。“（田间）他的形式接近马雅考夫斯基，采用他的节奏，放弃他的韵脚，正如一般欧美的现代诗，不协韵，追逐内在的节奏。我们的现代诗人正也走着这样的道路……”{23} 由此可以看出，与《咀华集》、《咀华二集》中基本上坚持审美的批评话语立场不同，《文艺复兴》上的李健吾已经开始重视社会、时代因素在诗评中的注入，并且尝试在批评活动中以审美的方式对社会意识进行包容与化合，从而带来上述两篇文章在新诗批评功能定位上的重要变化。
　　综上所述，在《文艺复兴》营造的多元共存的批评氛围中，分别代表不同文学力量的辛笛、劳辛、李健吾等学者，积极适应社会政治局势的变化，大胆地将诗评的审美功能与社会功能相结合，既弥补了当时主流的带有强烈社会实践性质的现实主义诗评话语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其机械和艺术感缺失的倾向；又使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审美诗评找到了与时代相融合的途径，从而为其在战后的发展争取到了新的空间。因此，《文艺复兴》在新诗批评功能、价值定位问题上，不偏向审美诉求或社会功能任何一边，而是于二者之间寻求平衡的尝试，对战后诗评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上来具有重要意义。
　　《文艺复兴》在抗战胜利之后，积极承担起“文艺复兴”的重大历史使命。在1940年代后期这样一个文学与政治密不可分的时代，它虽然无法彻底从纷繁复杂的政治现实语境中抽离，但是在其有限的生命里，一批遵从于新诗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探索者还是以其为阵地，对战后诗评范式重建作了自己的尝试。虽然这些尝试并没有形成规模，甚至可以说转瞬即逝，但是却为战后诗评范式的重构提供了一种颇有价值的思路。尤其是在正确处理新诗批评与中国古代诗学传统、西方文论的关系上，以及新诗批评功能、价值的重新定位等问题上，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即走古今融合、中西融合、多元共存的发展道路。这对于弱化滚滚而来的单一性话语对战后诗评体系正常建构的不良影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文艺复兴》在新诗批评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不容忽视。
　　注释：
　　① 郑振铎：《发刊词》，《文艺复兴》1946年第1期。
　　② 叶兆言：《围城里的笑声》，《收获》2000年第4期。
　　③ 李健吾：《关于〈文艺复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
　　④ 郑振铎：《编后》，《文艺复兴》1946年第1期。
　　⑤ 李健吾：《编余》，《文艺复兴》1947年第1期。
　　⑥ 唐湜：《新意度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212页。
　　⑦⑧⑨⑩{11}{14} 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书评）》，《文艺复兴》1946年第6期。
　　{12}{13}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40—541、541页。
　　{15}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
　　{16} 刘锋杰等：《“把中国还给中国”》，《文艺争鸣》2015年第1期。
　　{17} 辛笛：《夜歌（书评）》，《文艺复兴》1946年第2期。
　　{18}{20} 劳辛：《十年诗选（书评）》，《文艺复兴》1946年第5期。
　　{19}{21} 劳辛：《〈马凡陀的山歌〉和臧克家的〈宝贝儿〉（书评）》，《文艺复兴》1947年第4期。
　　{22} 李健吾：《为“诗人节”》，《文艺复兴》1946年第5期。
　　{23} 刘西渭：《诗丛和诗刊（书评）》，《文艺复兴》1947年第1期。
　　作者简介：晏亮，湖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黄石，435002；陈炽，湖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黄石，435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