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高源,记录天安门39年
文章来源:环球人物 ISSN号:1673-6176
更新时间:2018-11-26 16:14
正午时分,源源不断的人群分别从两条安检通道汇入炙热明亮的天安门广场。這座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每天要接纳数以万计的游客参观游览。在这短暂的停留中,许多人会来到天安门照相点,让摄影师帮自己在最佳取景位置拍几张照,几分钟后就可以拿到塑封工整的照片,以纪念自己的到此一游。
56岁的高源是天安门广场上资历最老的摄影师, 他从17岁就在这儿干,39年里他拍了60多万张照片,遇见过无数来自国内外的游客,见证了天安门大大小小的变化。
《环球人物》记者找到高源时,他身穿一件半旧的蓝色马甲,头戴一顶迷彩棒球帽,左臂挂着一台佳能50D相机,正靠在照相点的桌边等待一张照片冲印出来。在午后的广场上,我们听他聊起那些天安门故事。
一天拍下700多张照片
高源是1979年开始在天安门照相的。
那一年17岁的高源高中毕业,从沈阳来到北京,随后被分配到北京西城服务公司,成为一名天安门摄影师。在给沈阳的同学、朋友的信件里,高源写道:“到北京来天安门找我!”一股子的兴奋和满足。“那会儿小孩子都愿意来北京,当时一说要干照相特别高兴,一说在神圣的天安门,哟!更高兴。”
那时的天安门照相点就在金水桥和华表之间,当时广场地面还铺着水泥砖,遮阳伞可以插在砖与砖之间露出的泥土里。天安门南侧有一片松树,广场上没有栅栏,人们可以悠闲地骑自行车穿行来往。遇到夏天炎热,年轻人贪凉,三五成群索性跳到筒子河里畅快地游泳。
刚来的时候,高源的工作是为需要邮寄照片的顾客写地址,干的是卖票的活儿,“新人不是一来就能拍照,得熟悉流程之后才让你摸相机”。
其实高源已经是摄影的老手,小时候在沈阳的大院里,他就喜欢拿着相机到处拍着玩儿,晚上回家就在厕所里显影洗相。来了北京之后,高源发现在天安门拍照是要沉下心来学东西的。他开始钻研大量的照片和书籍,后来他拿着相机在广场比划了一个月,通过了技术职称考试,从此摄影师高源就正式上岗了。
上世纪80年代经济条件还不太好,人们来天安门照相往往只照一张,背景只要天安门城楼。“七毛五一张,那时候人才挣多少钱呢?城里人一天也就能挣一块钱。”高源回忆说。
1982年,天安门广场马路整顿,照相点搬到了广场西侧,从此再也没变过。当时国旗周围没有安装护栏,摄影师在国旗附近拿根绳一拦,就是照相的排队区域。队伍最前方的取景点地面上画了一对脚印,游客站在上面照相,方便师傅们对焦。来照相的人都是一个姿势,一站定一抬头的工夫就好了。但是照得快也不代表没有讲究,人像不能高于毛主席画像就是规矩。
每逢节庆日都是照相点最忙碌的时候,50多米的照相队伍从马路边一直排到电线杆,“照什么都是人群大合影”。于是游客和摄影师一人踩一凳子,站在背景相对“干净”的高处,才能照好一张相。最忙的时候高源一人一天拍了700多张照片,当天下班骑车回家,路上总觉得哪儿不对,后来等红灯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俩眼睛还是一闭一睁,就这么骑了一路”。
“没洗脸、没换衣服,不照
”
多少年里,到天安门照相是一件大事。小时候高源家里如果有人出差来一趟北京,亲戚都会嘱咐他:“上北京天安门前照个相。”相片拿回来会被包上金框,悬挂在家中最显眼的位置。
那会儿来北京一趟不容易,很多人觉得一辈子只能来这么一次。大多数游客走上广场时就会放慢脚步,一边走一边凝视着天安门,好像在用目光摩挲着城楼和毛主席画像,然后将它牢牢印在记忆里。
有一次,高源隔着老远看见一名男子站在广场上望着主席画像,一动不动。
“您照相吗?”高源走过去问。
“不照,我刚下火车,没洗脸、没换衣服呢。”对方说。
人们总是换了新衣服,理了发刮了脸后,干干净净才来照相,相机定格的一瞬间充满仪式感。高源觉得这是因为人们打心眼儿里热爱天安门。
尽管现在人们来天安门多是旅游观光,但是高源还是能够与那些饱含情感的眼神不期而遇。有一次升国旗,高源注意到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中年男人。“升国旗的时候,我看他一个大老爷们儿眼里含着热泪,问他为什么这么激动,他说我80年代就去加拿大了,每次回国都要到广场来看升国旗,你不知道我们的心情啊!”
今年夏天,高源在广场上碰到一对中年男女,两人把白衬衣扎进军裤里,在广场上姿态轻盈地跳起舞,这一幕如同电影《芳华》中的画面,触动了高源的心弦。
父亲在军队工作,高源长在大院里,家旁边就是文工团,《芳华》所描绘的情景就是他少年时成长的氛围。孩子们喜欢聚在一起憋坏淘气,偷着揪院里的苹果,拿假票混进俱乐部,放学有门不走偏要翻墙,“现在想起来多烦人呐,翻那么一下就为了让人逮住然后和人较劲”。那是属于高源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芳华易逝。高源明白,这对中年人是想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展现在天安门,于是他上前主动帮两人拍了照片和视频。那天,高源把照片发在朋友圈配上文字:“我也想着那个年代。”
老兵也经常出现在高源的镜头里。来到天安门前的老兵往往一身军装,胸前挂满了勋章。他们有的曾跟随傅作义参加过下花园战役,有的是四野的老兵,当年从东北一路打到海南。很多老人身形佝偻,眼神不复清明,可是面对相机他们仍然会缓慢而坚定地敬个军礼。“老兵一定要拍,以后只会越来越少了。”高源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语气中透着惋惜。
还有些人喜欢在纪念日到天安门留影,他们和高源分享自己的快乐。一对来自云南的老夫妻,拿着老式的结婚证书,想让天安门见证他们50年的爱情;老同学见面想在天安门合影来纪念友谊。
有一些故事是高源不敢轻易触碰的。几十年里高源见过不少拿着父母或爱人的照片来天安门合影的人,高源觉得自己按快门的手指莫名沉重,因为每张照片都代表着一桩未完成的心愿。“我遇见最难过的,是两口子带着孩子的骨灰盒来照相,现在想想都受不了。”说到这儿高源摆了摆手,微微摇头,“可能是我年纪大了,多愁善感吧。”
和高源一样,每天来天安门上班的还有环卫工人和站岗的军人,这些“同事”也是高源的拍摄对象,只不过离别的主题占了大多数。在天安门执勤的军人每年都有人退伍离开,临走前他们会专门来找高源,给自己拍一张照片留念,他便会加倍用心。“我得把他们威武庄严的一面拍出来,在天安门执勤是一生的荣耀,我必须给拍好喽。”
“让以后的人看到现在的天安门”
拍了将近40年的照片,高源明显感受到了时代风貌的变迁。
改革开放的头两年,人们的服装仍然是单调的“绿白灰”,过了几年,广场上才有了新鲜的样式和色彩。那会儿高源也赶时髦烫了头,穿着日本电影《追捕》里主人公杜丘的同款长风衣,配上一条喇叭裤,肩上挎着一台双镜头相机,俨然是天安门广场上的新式青年。
除了服装,高源还喜欢观察镜头下表情的变化。90年代市场经济开始活跃,人们刚刚富裕起来,到天安门照相一拍就是4张。和80年代的拘谨不同,当时人们脸上洋溢的是激动和兴奋,“精神面貌不一样了,那是打心里高兴”。
2000年往后,包容成为时代的风气,拍照不光为了纪念,也是展现个性的方式,跳街舞的、玩cosplay的都出现在了高源的镜头里。“现在人们拍照更多是自然的、快乐的。以前你让他乐一乐,肌肉都是僵硬的,两口子照相让挨得近一点,说了好几遍,就是不好意思。”
39年的时间里,高源在天安门前见证了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国庆35周年那晚,高源和同事们在广场上跳集体舞,一直跳到11点。那天白天,群众游行队伍中“小平您好”的横幅被影像记录下来,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珍贵的记忆。
在港澳回归和申奥成功这样的重大历史节点,高源拍了不少大学生和广场电子倒计时牌的合影。2002年中国足球踢进世界杯那晚,球迷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激动地大喊:“升旗!升旗!”
今年元旦,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首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和军乐团执行。为了找准最佳拍摄位置,当天凌晨3点高源就来到了广场。“我看升旗看了几千次,按理说早就不新鲜了,但是我对天安门有感情,我得记录这个变化。”
记录,成为高源如今工作中的关键词。高源最后悔的是很多历史照片没能保留下来。“当时觉得不稀奇,过后才觉得珍贵。”过去高源觉得有些场合和事件,有专门的摄影师去记录,后来朋友点醒了他:“他们拍的是国家视角,你拍的是老百姓視角,都得记录。”
现在,高源会拍城楼挂起的新画像,拍长安街上换了新车型的公交车……许多摄影师追求的是艺术,天安门摄影师追求的是纪实。“我以前看天安门老照片,连米粒大小的人都觉得有意思,我想让以后的人看我拍的天安门照片,能有同样的趣味和感动。”高源不说话的时候,就保持着打量的姿态,打量广场上极其细微的变化,打量来来往往的芸芸众生,时常眼神一亮,跟着就利索地拿起相机,定格一个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