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生态人类学着重研究人类群体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并把人类的社会和文化视为一定环境条件下适应和改造环境的产物。
　　关键词：生态人类学 中国 传播
　　（一）生态人类学的含义
　　生态人类学是指通过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研究人类、文化与他们所生活的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一门人类学的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着重研究人类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的特点、方式及规律，并寻求合理利用和改造生态环境，以及从生态学角度研究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及其所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等，都是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可以是历时的，也可以是共时的[1]。
　　（二）生态人类学的发展历程
　　20世纪，人类学的研究者们开始关注生态研究，试图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研究人和人类社会。其原因在于：首先是研究者们突破了长期以来用“文化解释文化”的研究思路，开始尝试新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我们无可避免地面临着各种资源和环境问题，甚至日益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而，通过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探索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探究人类文化是如何合理地适应自然、改变自然，以此谋求可持续发展，就显得格外重要。
　　20世纪50年代，斯图尔德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著名理论，这使他成为生态人类学领域的先驱。他认为，文化是在逐步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1968年，美国学者维达与拉帕波特首次提出“生态人类学”一词，从此生态人类学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同时，人类学自身理论的发展也带来了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划分。一些研究者认为人类活动属于一个包括环境现象在内的，更广泛的系统。人们更倾向于接受从生物学中借鉴的界定人与环境的关系的生态系统研究方法。这样的生态系统研究法强调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它则要求人类学家通过定量的测量手段研究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由于他重点研究了人口与环境的关系，从而促进人口生态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的产生和发展。然而，生态系统理论具有很强的生物学色彩，因此在忽略文化的作用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过度关注了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另一方面，关注人类观念世界的人类学研究者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称之为“民族生态学”。“民族生态学”是通过特定群体对特定文化传统和环境的感知，从而了解当地人的世界观。理解事物的多样性只能通过人们不同的个人和社会经验来解释。因此，人类学家把这些不同的世界观看作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建构起来的“结构”。
　　（三）生态人类学在中国的应用
　　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理论开始逐渐传入中国。与此同时，随着中国迅速的发展和崛起，与西方六七十年代相似的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逐渐显现出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人口的迅速膨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以及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不充分不均衡等问题，都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而这个时候，旨在研究并修复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学问——生态人类学，就成为了学界重点的研究对象，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学科呈现出一片生机。目前来看，生态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主要包括出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对生态人类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介绍生态人类学理论来源、学科定位及方。生态人类学理论研究不断深化。李霞在《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2]和《生态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3]中较好地概括了生态人类学的思想渊源、理论发展及趋势。罗康隆的《生态人类学述略》[ 4]一文，在梳理学科发展历程的过程中，强调生态人类学是聚焦于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杨庭硕的 《从文化人类学到历史人类学》[5]一文则针对我国已有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现状，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提出了新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构想。
　　此外，生态人类学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以及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模式结合起来的研究，已经有部分学者零星的介入。在杨庭硕的《苗族生态知识在石漠化灾变救治中的价值》[6]中，作者对贵州麻山支系苗族的生存环境进行了细致的描述，长久的生活使得这里的苗民积累了高效利用和精心维护喀斯特生态系统的经验和技能，随着周边石漠化灾变日益扩大，作者发现当前苗族的生计方式和苗民积累的传统性知识在石漠化灾变救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石庭明的硕士论文《生态人类学视野下的侗族稻作文化研究——以贵州省榕江县宰章村为例》[7]中，作者对该地“稻鱼鸭连作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从相关的制度、精神等文化事象进行了综合的研究，希望由此引起人们对地方性生态知识的关注，希望人们思考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保护民族民间生态知识等问题。
　　最后是围繞民族文化开展的，基于生态人类学方法和理论，针对民族的文化以及其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展开的研究。从研究内容上看，有很多研究都对少数民族的生态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挖掘。此外还有基于生态人类学这样的一种互动视角，考察人类社会文化的形成与变迁的过程中，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笔者之前进行的研究项目《生态人类学视角下的土家族特色饮食文化变迁――以湖北恩施为个案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基于生态人类学的研究视角，选取典型的调研地点——湖北省恩施市，通过查阅资料和走访调查以获取该地区特色的土家族饮食、文化风俗、以及政府的相关政策等情况，同时通过纵向的时间上的对比，考察自古以来当地特色饮食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参考文献：
　　[1] 宋蜀华.人类学与研究中国民族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关系[A].周星，王铭铭.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413
　　[2] 李霞.生态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J].社会科学动态，2000（10）：16-19.
　　[3] 李霞.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J].民族研究，2000（05）：49-54+108.
　　[4] 罗康隆.生态人类学述略[J].吉首大学学报，2004，（3）.
　　[5] 杨庭硕.从文化人类学到历史人类学[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 4） .
　　[6] 杨庭硕.苗族生态知识在石漠化灾变救治中的价值[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7] 石庭明.生态人类学视野下的侗族稻作文化研究——以贵州省榕江县宰章村为例[D].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