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体制改革是当代中国改革的重要内容，关系到改革的全局和方向。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对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有很多论述，这些重要论述不仅对当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起到了重要历史作用，更对当前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政治制度自信
　　中图分类号：A76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3-0026-04
　　基金项目：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提升研究”（14YJC710003）。
　　作者简介：陈建兵（1976-），男，陕西勉县人，博士，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政治体制改革；贺娜（1993-），女，陕西渭南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党建。政治体制改革在当下中国改革进程中居于重要地位，事关改革全局，是改革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作为绘制改革开放蓝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思考和部署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对其目标有很多论述。这些重要论述不仅对当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起到了重要历史作用，更对当前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自信，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提出及重要论述

　　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事关改革的方向性和全局性，在政治體制改革中被放在第一位。目标的正确与否，关系到改革的成败。但是，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目标这一事关改革方向性和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不可能在一开始就形成明确的认识。在“摸着石头过河”总体改革思路下，以解决政治领域突出的紧迫问题为切入点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对改革的规律性和客观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和把握，从而形成了对这一目标的成熟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尽快恢复党和国家正常的政治秩序、防止“文化大革命”悲剧重演，成为邓小平思考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和着眼点。“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固然与毛泽东个人晚年错误有关，但是更与我们党长期形成的民主集中制遭受破坏有直接关系。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体制遭到破坏，一言堂、家长制就会盛行，领导人个人出现错误和失误时就无法进行及时有效的纠正。基于这样的考虑，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一开始，思考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就是恢复和建立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制度基础形成稳定团结的领导集体，逐步恢复和建立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提供良好有序的政治环境和可靠保障。在他看来，“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1]1441979年1月1日，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座谈会讲话中又强调：“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上搞得不好，民主少了一些，因此，我们更要发扬民主。”[1]1551980年8月21日，在接受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时被问及应该如何避免和防止“文化大革命”悲剧重演时，邓小平更是指出：“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1]348由此可见，在改革开放初期，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混乱和失序的政治局面，尽快恢复和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党和国家各项制度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工作。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还是重建已经遭到破坏的政治秩序，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还不可能被提出来，对这一目标的论述也还不可能形成成熟的认识。
　　1984年后，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并不断深化。这就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政治体制与之相配合，政治体制改革自此全面展开，改革的着眼点也从恢复政治秩序向建立中国特色的政治运行机制转变。因此，“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2]160就成为邓小平的主要观点。这一时期，政治体制改革向什么方向改、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这一战略性的问题逐步凸现出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正是在这个时候被提出来的。另外，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无论是我国还是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都曾经出现不同程度的曲折和挫折，这就要求在改革目标上必须旗帜鲜明，在正确的目标引导下有力而又稳妥地推进这一战略性改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被提出，邓小平并对其进行多次论述。
　　邓小平曾在多个场合都强调要加快推进对政治体制的改革，并在此基础上认识到其对我国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同时也多次论及这一改革的目的和目标问题。在他看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2]177他认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2]178在如何衡量国家制定的制度和策略是否正确这一问题上，他的评价标准是：“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2]213邓小平在多个场合对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论述加深了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正式将建立起拥有民主集中、法制健全、富于效率和活力迸发的政治体制作为这一改革的长远目标，将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作为近期目标来落实完善。近期目标主要是针对当时政治体制改革中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领导体制僵化提出的，同时对于消除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因素也具有重大作用。
　　1989年中国国内发生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政治风波，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政治动荡，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行的全面改革前途未卜。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思考政治体制改革时特别强调稳定的极端重要性，将稳定视为政体改革的“最大目的”，将维护社会稳定作为改革的首要任务。他在会见美国总统老布什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2]284之后再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也强调：“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2]313在这一阶段，稳定成为我们党和人民的最大愿望，求稳也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的目标和任务。
由此可见，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形成和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探索过程，并且与当时的国情和社会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体的改革与推进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体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它的推进要与经济基础和基本国情相结合，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不可能顺利推进。
二、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目标论述的主要特征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从改革开放和探索中国特色社會主义这个战略大局思考和部署政治体制改革，从“目的”“目标”“评价”等多个方面来谈论这一问题并形成了成熟的认识和系统的思考。关于对这一改革目标的论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原理，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点。
　　（一）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角度谈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也是实现政治发展的需要。一切政治发展和政治进步最终都要服务和服从于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因此，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完全脱离开经济活动的抽象的“政治”。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我国仍然将阶级矛盾当成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忽视生产发展，开展阶级斗争一度被当作主要任务，在这一错误政策和纲领的指导下，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建设遭受到严重破坏。离开生产、离开经济建设搞所谓的“阶级斗争”政治，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特别强调要摒弃离开生产发展和经济建设空谈政治，认为“经济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发展和解放社会主义生产力。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角度去定位政体改革的目标，通过不断消除政治运行中存在的弊端和失误，建立起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才能不断地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政治保证和政治支撑，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
　　（二）从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角度谈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真正创造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最大限度的调动、团结和凝聚人民群众的力量。而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必须要切实维护好、发展好、保障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基本权益，就需要不断推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除此之外，民主在政治发展与政治文明中也居于核心地位，发扬人民民主和巩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但是，民主不是抽象的、超时空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要实现的民主不是什么其他意义上的民主，而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1]175
　　（三）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角度谈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恩格斯曾经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3]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必由之路，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则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在坚持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架构的基础上，不断地对那些影响人民当家作主、制约政府效率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从而更好的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经济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提供政治保证。“在坚持和发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的前提下，革除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这就是说，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4]从这个角度来讲，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我们进行改革的一项基本要求，不能离开这个基础来进行。
　　（四）从保持和增强稳定的角度谈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稳定压倒一切。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作为依托，离开稳定这一重要支撑，改革和发展便无从谈起，更无法展开。只有稳定下来，才能促进改革，才能带动发展，稳定为改革和发展创造条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为改革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邓小平将稳定视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目的”，不可否认有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和针对性。但是，从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长远发展来看，不断巩固和增进稳定不仅仅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也是政治体制改革要实现的目标和所要达到的状态。
　　邓小平从上述四个角度来审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充分说明了这是一个由多重目标构成的目标体系。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巩固和增进稳定都是政治体制改革要实现的重要目标。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多重性，反映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长期性、系统性和协调性。“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系统政治工程，必须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多层次的改革。这就要求从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机整体出发，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体系。”[5]
三、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目标论述的现实意义

　　在深刻认识和理解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目标的重要论述基础上，把握其中蕴含的思想观点和方法，不仅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更具有现实意义。在理论上深化认识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规律。在实践上不仅对当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取得重要成就，而且对当前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对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起到了积极稳妥的推进作用并取得重要成就
　　改革开放4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改革目标和方向。在20世纪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改革的影响和干扰比较突出，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试图将政治体制改革引向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制的政治道路上去。在这种情况下，不改革权力高度集中的传统政治体制没有出路；但是，如果按照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所“指引”的方向和目标去进行改革，将会陷入政治动荡。而唯有在正确的目标指引下，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积极稳妥的推进。
除此之外，在邓小平关于对这一体制改革目标的重要论述指导下，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和重要成就。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逐步建立起退休制，实现了领导干部新老交替的平稳化、规范化。逐步解决党政不分、中央高度集权的问题，实现党代会、人代会常态化和制度化。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出和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上述成就，对保证政治稳定、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6]
　　（二）对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意义深远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重要论述对于正确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党的十八大提出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制度自信是“三个自信”的关键，坚定制度自信首先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这是坚持制度自信的重要内容，是指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科学性和优越性的充分认可，坚信其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并适应我国具体国情，对通过该政治制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坚定的信心。”[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究竟来自哪里呢？其中一个重要基础就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正确评价，而要进行正确评价就必须要坚持正确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和评价标准。国内外一些学者和观察家偏颇地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成果，甚至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也不看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套用西方国家的民主模式和政治制度作为“标尺”来度量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改革，出现政治误判和所谓的“悲观失望”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重要论述不仅为正确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是增强政治制度自信的重要基础。根据邓小平关于这一目标问题的重要论述，我們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与中国实际和国情相符合的，是适应中国发展需要的制度，而作为贯穿改革和发展始终的政治体制改革则是对这一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三）为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指导
　　目标和方向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是否能坚持正确的目标和方向来统领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这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不是盲目地自信和自我满足，更不是停滞不前，闭门造车，而是要在坚定制度自信、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发扬创新精神，不断汲取时代精华，因应时代要求来发展创新适应我国发展的政治制度，不断促进制度体系的完备和创新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包括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政治支撑。邓小平对这一改革目标的重要论述对当前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于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有人认为改革重点在政治领域，要“彻底攻坚”，要融入世界政治文明主流。还有人试图用西方“治理理论”“治理模式”和“治理经验”话语体系来解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来为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设计“方案”和“路线图”。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和全面深化改革攻坚阶段，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保持头脑清醒和政治定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正确的方向，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避免犯“颠覆性错误”，就必须要始终坚持正确的目标和方向，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重要论述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3.
　　[4]沙健孙.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J]. 政治学研究，2004（2）.
　　[5]肖继文. 正确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体系[J]. 求索，1998（9）.
　　[6]秦宣. 中国政治未来走向——兼论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J]. 南京社会科学，2014（4）.
　　[7]山东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研究课题组.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J].山东社会科学，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