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较大意义上决定着复合型民族国家民族成员的心理自觉和身份归属，也由此凸显为共同体生活的重要命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指谓民族成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之价值理念与价值规范的认可、赞同并由此产生归属意识且进而获得文化自觉的动态过程。从多元一体民族构成的时空情境与文化认同的价值旨归揆诸，价值认同的本真意涵、认同演绎的共生逻辑、认同路径的现实固基，在多元价值国际化与主流价值民族化冲突博弈愈加激化的现实场域中筑建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何以可能的意义场与实践域。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认同；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3-0093-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藏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五个认同’研究”（16AZD039）；青海省2017年度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项）“青海省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教育研究”；青海大学2017年度教育教学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JY2017010）。
　　作者简介：杨玢（1981-），女，河南许昌人，青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文化认同与思想政治教育。現代性引发的信仰和价值危机与全球化的强势普及使得文化认同问题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尽管人们处于‘文化超市’中，但人们也在寻求一个自己的家而超越它，这个家就是自己的（或是民族的）文化认同。”[1]作为民族文化最核心的价值表达和最深层的价值体认，在复合民族国家复杂多样民族关系构型和多元异质族群文化构成的现实境遇中，中华优秀文化认同愈加凸显为共同体生活的时代命题。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本真意涵

　　“认同”一词最早起源于拉丁文idem，“意指共同认可，一致承认”[2]。从认同的实然蕴涵揆诸，认同呈现出多样复杂的现实态式，“Identity包括归属性的，地域性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国别的。”[3]无论何种态式的时空认同，从现实性上均演绎为主体自我身份的归属确认，作为认同核心的文化认同亦不例外，其从本质上指涉于认同主体共同的文化心理抑或文化归属感，据此研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实质指向民族成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可和赞同并由此产生归属意识且进而获得文化自觉的动态过程。
　　文化认同显现于价值认同的实然意涵，价值认同演绎着文化认同的核心意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本质即民族成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之价值体系和价值理念的认同。作为主体对象性活动的本质与力量，文化始终受到价值体系的导引与约束，任何态式的文化认同都意味着主体对这一文化所表征的价值规范与价值理念的认同。文化价值建构的理论逻辑从本体意涵阐明文化认同的现实意旨即投射于价值认同，价值即为有用性，“是人们对客体属性的具体评价和主观应用，是人对需要与满足这种需要的客体属性在特定方面的交汇点”[4]，由此出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现实达致之核心要素即为其所蕴含之价值理念与价值规范是否表征且能够满足民族成员的利益表达和价值诉求。作为主体社会客观性实践活动的结果呈现，特定的文化模式、文化传统与文化理念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往往浓缩为社会成员特定的群体性价值取向与价值诉求，基于主体视域投射的文化认同往往意味着认同主体对特定文化所蕴含之价值规范与价值理念的认同。主体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知和价值研判是其认同何以可能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化认同本身即表征为肯定的价值判断，体现为归属于这一文化群体的内部成员对群体内外部文化要素所反射之价值效用是否符合传统文化价值标准的承认方式和认可态度[5]。当然，民族成员在主动认知、理解并认可、接受传统价值的过程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内含价值理念衍生出主体价值认知与价值判断，并由于群体的介入使得其认知和判断内化为价值意识与价值抉择并抽象为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与价值形态，正如有学者所言“文化认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和认可。这种共识和认可是人类对自然认知的升华，并形成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维准则和价值取向”[6]。这一过程既呈现为个体价值意识本身解构与相互渗透的过程，又表征为建构群体价值共识的过程，亦体现为个体价值意识与群体价值意识同构并发生价值彼此认同进而产生价值凝聚与价值整合的过程。当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实然达成并非为强加其所内蕴之价值理念与价值意义于民族主体，而是民族成员依据自身内在诉求与现实需要不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认知、理解，并于此基础上进行价值研判和价值抉择，最终自觉内化传统价值于生活实践的积极主动过程。同时，民族个体自觉行为之目的不仅是为了满足实现自身当前的充分发展，而且在客观上也催化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在多元文化价值体系共生场域中的相应解构与重构，由此出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不仅实际上表现为民族成员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极传承过程，而且本质上也呈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自身创新发展过程。
　　主体利益诉求与客体价值表达的同一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现实达致的深层基础和本然之义。“文化认同是寻求某种文化的一致性或同一性，但由于它缘起于文化的差异、流变和断裂，因而其进程、形态和内容都是复杂而多重的。”[7]更确切而论，文化认同不仅仅是寻求某种文化的一致性或同一性，而且指向对不同文化以及认同主客体现实诉求的同一性和妥协性，并由此引发认同行为和认同过程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因此，从现实性上，无论于其认同态式抑或认同过程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也毫无例外呈现为多元意涵与多维具象的复杂统一。杨·阿斯曼认为每种文化体系抑或文化态式都存在一种类似“凝聚性”结构，其首先于时间层面上通过对过去的重要事件及其回忆以特有的方式进行固定和留存，并且不断重现此片段以强化而获取现实意义，并由此实现过去和现在的紧密关联；其次于社会层面上这种“凝聚性”结构又从所有成员对过去的共同记忆和回忆中剥离出对他们极具约束力和规制力的东西，即社会成员所共同认可遵循的价值体系与行为准则[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现实图景呈现为立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等多元异质文化体系相互排斥和彼此博弈的基础之上、过程之中，其并非是对中华文化的单一叙事，而表征为对多元文化历时空的相互浸染和整体熔炼。文化依附于民族而存在和发展，“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的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能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民族意识”[9]，同理，在文化多样与价值多元的现实场域中，异质文化的接触与交融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心理和共通意识形成的前提和路径，而且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何以可能的基础缘由，因此，中华优秀文化认同不仅表现为民族成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的认知、理解与接受过程，而且呈现为民族主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与其他文化价值体系的比较、研判与选择过程。由此推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不仅表现为主体对于自我群体文化的自觉归属和身份确认，而且映射于其对于异质文化的认知、理解与接纳并将其价值体系外现于行动，进而于心理和情感层面产生归属感和依赖感的动态过程。
“只要自己的利益与他者的利益必须协调起来，那么，使用话语也就表明了妥协的必然性。在伦理——政治话语中，关键在于阐明一种集体认同，这种集体认同必须为个体生活方案的多样性留有余地。”[10]作为集体认同的呈现态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在其纷繁复杂的现实图景中不仅要考量中华文化与多元族群文化的价值同一与利益一致，而且更要关照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异质对立与价值冲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现实达成也由此在多元异质文化的相互博弈和彼此妥协过程中得以建构和彰显。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演绎逻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现实指谓民族成员对于中华文化传统与民族传统价值的认可和赞同，“认同可以是强加的，但很少如此，更正确地说，认同是皈依的，因为它们呈现的正是人们想要的”[1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亦是如此，民族成员在认同过程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抉择和价值诉求永远伴随着其现实需要做着多少的增减和相应的改变。基于主体意义研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绝非盲目的想象和混沌的行为，其时空演绎的基因图谱和实然面相共同映照出认同的达致实质立于发展演进之源、他者斥异之中、主体间彰显之上。
　　文化發展的时空演绎从本源上决定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也必然呈现为发展演进的动态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成员在中华民族一体形塑和多元族群异质交融过程中的文化积累和价值集聚，其不仅表征着中华民族多元族群和谐共生的文化习得和价值体系，而且体认着多元主体命运共济的利益一致和价值共识，也由此更加凸显其在多元文化交锋和多元价值冲突现实境遇中极强的社会适应性和时代传承性。“文化具有适应性，在广义上指社会传承的知识是人类的主要适应方式，狭义上则指每一文化都是人类为生存而设计的计划，这个生存计划使人类以群体的形式在特定的环境中得以生息繁衍、绵延不断。”[1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诠释着民族文化中最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和最深层的价值体认，是民族传统文化在其发展进程中“优胜劣汰”图式的自觉过滤与时代抉择，保留着民族共同体生存繁衍之文化所需，据此，为适应主体需求而自觉进行的主动调适和自我选择不仅主观催生着中华传统文化的自我传承和前行，而且客观推动着民族传统文化的自我创新和发展。任何一种文化价值体系的发展都表现为文化自我的客观承继与主体动态的历史选择有机统一的延展过程，据此，中华传统文化尽管在其历史生成之时已经深刻时代烙印，但当其历史再现于不同时空情境中并面临不同主体的审视时，实质上已经经历过数次的被选择以及被创造过程，并被赋予可能不同的时代意涵与主观意旨。事实上，中华传统文化在其发展演进过程中不仅历经着现实社会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自觉过滤与客观留存，而且承受着民族主体对文化价值传统的理性研判与主动抉择，也由此决定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然代言着复合社会发展需求且表征民族主体价值诉求的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时代性抉择与发展性整合。
　　“他者”文化的反生建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何以可能和现实达致的基础要件和核心要义。文化认同在他者斥异中得以建构和彰显，离开他者文化的建构和存在，文化认同也必将流于空泛而毫无意义。建构认同也就意味着排斥或建构“他者”[13]。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不可能孤立独行，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的他者文化的存在，据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达成也离不开对“他者”文化的建构和斥异，“他者”文化的存在是认同达成的核心基础，因为“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的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14]。文化认同的过程内蕴着对“他者”文化的对立和斥异，与异质文化的接触、交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实现的前提和路径。封闭的社会难以孕育共同的文化心理和共享的价值理念，同样，封闭的文化也难以适应自身的发展与时代的需求，尤其在文化碰撞与价值激荡的现实语境中，多元异质文化的接触、交锋与交流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趋势与事实。在民族共同体的预设框架内，价值多元国际化与主流价值民族化的交锋冲突与竞争博弈，在多元文化共生与多元价值并存的时代境遇中也愈发凸显与激化，倘若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传统文化体系安于固步自封的隔绝世界，其结果必然陷入落败甚至遗忘之困境。任一文化体系都需要在异质文化的存在和建构中得以发展和丰富，“在这多元格局中，同时也在接触中出现了竞争机制，相互吸收比自己优秀的文化而不失其原有的个性”[15]，与“他者”文化相互竞争过程中的取长补短在实现文化自身发展进步的同时也筑牢着文化认同达致的基因要件。在多元文化价值体系的时代语境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达成更加迫切需要凸显其与社会发展价值理念及民族成员价值诉求所契合之处，也由此决定着必须将其置于多元异质文化体系的相互比较与彼此竞争之社会场域中去。
　　无论从行为本身抑或过程意义酌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均遵从且彰显着“自我”与“他者”在相互理解与承认过程中实现主体交互转换之主体间性的现实逻辑。作为一个在各个主体之间存在的共同性（胡塞尔语），主体间性本原意指“一个事物是主体间的，如果对于它有达于一致的途径，纵使这个途径不可能独立于人类意识。……主体间性通常是与主观性而不是客观性相对，它可以包括在客观性范围内”[16]。其实际指涉多元主体存在关系中“自我”与“他者”的交互转换。认同的主体间性指向主体从他者的承认中认识自己，并通过认识自己的过程中认识他人，“自我”与“他者”心理的共通性和利益的共享性是认同行为主体间性的生动写照和演绎结果，有鉴于此，基于主体间性的中华优秀文化认同不仅存在于认同主体基于多元文化体系之“自我”与“他者”的构型关系中，而且显现于民族主体理解与歧义的并存语境中，并且实现于异质文化承认与斥异的相互对立中。基于自我规范和他者理解之上达成民族主体彼此之间的情感共通、利益一致与价值共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主体间性得以体现且被理性诠释的基础和结果，一如哈贝马斯曾经强调我们必须还“自我”以主体间性的意义，现代性的范畴内涵只有在主体间性的标志下才能被解读，因为没有人能成为仅属于自身的主体，失去与他人的关联，任何人都不可能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甚至于过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17]。据此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主体间性的建构并非意图消解认同行为过程的主体性，而是在民族文化与异质文化彼此之间在“自我”与“他者”相互承认和斥异的过程中实现主体的角色对换与相互感知，因此，主体间性不仅实质诠释着文化认同对单向度主体的摒弃与超越，而且本然体现着多元异质文化共生场域中民族文化认同主体的交互转换。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现实固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积累和沉淀，而且是中华民族多元族群共同的精神之源和文化之魂，其并非中华民族构成之任一族群独自的文化积累与价值集聚，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历史生成着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构成，也由此决定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元一体态式。在现实性上，民族成员的生活展演、主体自觉的教育强化构建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固基路径，在现实社会中共同筑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意义场与实践域。
　　民族成员的生活展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达成的根本路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共同利益之上的观念意识形态，其实质上整合着多元族群各自的文化智慧并进而凝聚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诉求和价值理念。无论从历史延续抑或当代滋养考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均承载着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最深层的文化意义和价值意涵。爱国主义、整体为上、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和合与共等内容的相辅相成与各自独立，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对稳定的内容指向。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群体意识与集体主义的结合、“民惟邦本”与“执政为民”、“天人合一”与“科学发展”、“和而不同”与“和谐社会”，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作为仅仅容纳正面意义的文化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进步性因素，框定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特征和文化传统；作为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情感、规范、目标为导向，切入民族生存的客观与实际，展现民族发展的血脉与相承，推进中华民族这一特定人群本质力量的群体性集聚。在多元价值的冲突中、在传承相袭的源流里、在现实问题的张力下，在民族成员生活的现实场域中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并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并由此筑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情感共通和心理自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集中的表达，民族精神在民族成员生活场域中的传承和弘扬是凝聚民族共识并进而推动文化认同实然达致的根本路径。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创造出来的并成为该文化思想基础的东西[18]。在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构成体系中，基于国家情感的爱国主义精神、基于整体主义价值观念的集体主义精神、基于奋发进取的拼搏精神、基于伦理秩序的重德精神、基于和谐一致的大同精神等等，从精神本源上彰显着中华民族多元族群整体的爱国向上、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并由此推动着民族共识的形成和民族凝聚力的维系。作为中华文化最深层的诠释，价值理念在民族成员生活场域中的传承和弘扬是汇聚共同价值并由此促进文化认同实然达致的关键路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主要价值理念集中映射于中国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19]210传统伦理道德历来便为维持和规制中国社会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行为准则和核心规范。回溯历史，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既有其精华构成，也难以避免糟粕内容，但高度表征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意涵的中华传统美德却于时代境遇中更加凸显其积极作用。“在文化系统中，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19]3中华传统美德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之价值理念的社会体认，而且是中华民族文化体系中对民族社会秩序和民族主体关系的深层设计和现实规范。民族成员的文化自信源自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又赖以其对中华传统美德的信奉和遵从。中华传统美德不仅导引且规范着民族社会的发展前行，而且凝聚着多元族群的共通心理意识和共同价值取向。有鉴于此，民族成员在生活场域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的实践展演不仅凝聚著中华民族多元族群的共通意识和共享价值，而且夯实着民族成员的集体心理和整体共识，并由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现实达成。
　　主体自觉的教育强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实然达致的关键路径，其为民族成员的文化认同提供群体秩序与道德规范。教育是教育者在一定的目标导引下运用理论和知识对受教者施加影响的主观性活动，其具有明确的目的指向和实施计划。“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其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20]教育不仅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再生产的方式，而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由自发走向自觉、由个体走向群体的现实途径。在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引发的社会转型进程中，多元文化的碰撞与多元价值的冲突愈加激烈，文化虚无的张扬和价值虚无的迷茫愈加严重，也由此更加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时代价值。“一种适当的教育，只要保持下去，便会使一国中的人性得以改造，而具有健全性格的人受到这种教育又变成更好的人。”[21]作为一种文化价值理念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旨在通过规范社会秩序和规制主体行为并进而推动社会主体养成健全的人格品性和合格的道德品性，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实践必须贯穿国民教育的始终。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源点，家庭教育在民族成员的性格塑造和品德养成中占据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父母言传身教的启蒙和熏陶、家庭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等等，不仅对民族成员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起着关键作用，而且对传统文化的保持和道德传统的传承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必须重视家庭教育环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阵地，学校教育承载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必须纳入学校教育的全过程。同时，鉴于语言文字和媒体宣传在文化传播和文化普及时代情境中的重要性，也必须给予语言教育和媒体宣传教育以高度重视。“现代民族国家有意识地运用语言政策、正规教育、集体仪式以及大众传媒来整合公民，并确保他们对国家的忠诚。”[22]应在考量实际形势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国民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大纲，并充分利用不同教育阵地在不同教育领域实施开展国民语言教育。在信息化引发的媒介化生存场域中，中华优秀传统教育也须加大文化传承教育力度，必须综合运用各种传媒载体、融通各种多媒体资源、统筹多方力量，并于此基础之上实现教育方式的创新和教育内容的拓展。凯尔纳曾言，“一种强有力的理论和方法有可能退化，并僵化成教条，因而，只有警觉的批评、开放性、灵活性和允许修正和发展才能防止这种僵化和教条主义。”[23]利用新媒体手段和先进的传播方式充分发挥文化物化载体和文化符号指征的传统价值传承和民族精神培育作用，加强和传播中华传统礼仪文化教育，把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理念体现在社会风范中，弘扬社会美德和家庭道德，积极开展以中华文化为主题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宣传推动活动等等，在创新教育方式和拓展教育内容的基础上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魅力和当代价值更加得以彰显，并由此在强化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夯实民族成员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精神共识和价值共识。
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文化认同表征为客观存在转化为主观意识的能动过程，由此出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不仅指向民族成员基于文化认知与理性研判之上的价值认可与价值抉择，而且指谓基于价值认可与价值抉择之上的归属确证与自觉获得。“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24]作为价值评判与价值抉择的主体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实质承载着民族成员主体意义的自我建构，其必须诉诸民族成员的生活展演和民族主体的自觉养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理念在民族成员生活场域中的现实展演和教育强化不仅巩固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主体动因和价值意旨，而且增强了其实然达致的价值共识和心理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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