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能源供应易受市场或非市场因素的影响，价格波动无法避免，资源大量依赖进口无法保证持续稳定的供应，通过投资境外资源丰裕的国家，获取资源开采权和运用跨国公司内部价格转移等方式为制造业保障资源供给，可以降低使用成本，从而助力产业升级。实证检验OFDI对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我们发现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三个方面均存在最低门槛值，跨越门槛值后，OFDI将显著促进制造业产业升级。各地区应结合各自经济发展状况，实行差异化政策，充分发挥OFDI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推动作用；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选择上，继续加大制造业中以实现转移过剩产能为目标的对外投资，但应注意转移产能的步伐不宜过大过快，以避免发生产业空心化问题。政府要为资源类投资提供更多东道国信息，加强双边投资机制建设，降低企业投资的风险与成本。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制造业； 资源约束；产业升级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前国际资源环境变化背景下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09AZD047）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3-0038-07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制造业实力不断增强，稳居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制造业的高速发展是以低成本竞争、高能源消耗、高资本投入等为基础的，近年来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资源和环境的约束趋紧，制造业还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回流和中低收入国家争夺中低端制造业的双重挤压，因此，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已刻不容缓。对外直接投资（下文也称OFDI）作为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对一国的资源配置有着直接的影响，进而也会影响到一国的产业结构。美国、日本等先行国家的经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存在着重要的联系。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走出去”战略的深入推进，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增长势头强劲。联合国商品贸易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831亿美元，位于全球第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2809亿美元，位于全球第六；OFDI流量和存量的年均增长率（以2003年为基年）分别为37.72%和32.44%。如此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制造业产业升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影响在中国各地区是否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这些都是本文关注的重要问题。 
　　传统的OFDI理论多是基于发达国家的实际经验提出的，如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Kojima的 “边际产业扩张论”等，这些理论对OFDI促进本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观点大多都是肯定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逐渐兴起使OFDI的理论更为丰富。Cantwell和Tolentino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OFDI可以加強技术创新和积累，提升产业结构①。Ozawa指出一国的产业升级是对外投资经验积累的重要体现②。Mathews提出的“LLL分析框架”认为新兴经济体依靠OFDI可以获得新的竞争优势并推动产业升级③。实证研究方面，Hiley对日本的OFDI进行了研究，发现将本国处于衰退中的或低端的生产环节转移至海外，有助于本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④。Stefano对印度的研究显示OFDI促进了母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⑤。但有部分学者认为OFDI对母国的产业升级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Cowling 和 Tomlinson在对日本制造业OFDI进行研究后认为，大规模的海外投资使国内制造业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的现象⑥。 
　　国内学者对OFDI产业升级效应的研究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蓬勃发展而逐渐增多。潘素昆等研究发现，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和技术寻求型的OFDI均为中国产业升级的原因⑦。韩玉军等指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通过促进行业技术进步提升母国的产业结构⑧。李梅等（2012）的研究认为国内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通过推动高附加值产业发展带动产业升级；研究同时表明，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存在吸收能力的门槛特征⑨。贾妮莎等利用马氏距离匹配法对制造业微观层面的研究表明，OFDI提升了高中端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份额，推动了制造业产业升级⑩。刘海云和聂飞的研究表明，制造业OFDI的不断扩张会造成行业资本存量减少和实际利率上升，引发“离制造业”问题，该影响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更为明显{11}。 
　　现有文献为本文探究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仍存在以下局限：第一，国内研究大量集中于OFDI对一、二、三次产业结构的影响，以制造业产业升级为对象的实证研究明显不足。第二，已有研究并未充分考虑OFDI制造业产业升级效应的门槛特征。有鉴于此，本文采用2003—2015年各省市的面板数据，就OFDI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从全国及地区层面进行判断，检验其门槛特征，并对各地区如何有效利用OFDI推动制造业产业升级给出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根据投资动机的不同，可以分为市场寻求型、技术寻求型、资源寻求性和效率寻求型。总结现有研究成果，并结合四种投资类型，本文将OFDI影响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转移国内过剩产能。通过OFDI将部分传统产业或边际产业的过剩产能向海外更低阶梯的国家（或地区）转移，释放关键生产要素支持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促进资源的更优配置，推动制造业产业升级。日本的实践证明OFDI是其制造业产业升级的重要原因，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日本相继将纺织、食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高能耗、重污染的资本密集型行业转移至海外，国内集中发展微电子、新材料和新能源等高技术行业。 
　　其二，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技术寻求型OFDI通过投资于拥有先进技术水平的国家或地区，通过研发资源共享、跨国并购、人员流动等渠道，获得逆向技术溢出，企业技术水平提升，产业内竞争效应又将带动行业的技术研发与创新，进而实现制造业产业升级。相较于外商直接投资 “被动”地接受技术溢出，对外直接投资由于对投资区域和行业选择的主动性，能更为有效地吸收核心技术。
其三，缓解关键资源制约。资源短缺，尤其是关键性资源的约束，是各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共性问题。能源供应易受市场或非市场因素的影响，价格波动无法避免，资源大量依赖进口无法保证持续稳定的供应。通过投资境外资源丰裕的国家，获取资源开采权和运用跨国公司内部价格转移等方式为制造业保障资源供给，可以降低使用成本，从而助力产业升级。宋勇超的研究证明，中国资源寻求性OFDI取得了显著成效，弥补了资源缺口{12}。 
　　其四，发挥产业关联效应。产业关联效应是指某一产业的发展通过产业间的前后向关联带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同步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关联效应主要由下游产业的OFDI所引致，尤其是生产链条较长的产业，由于下游产业位于产业链末端，辐射效应较强，更能拉动整个产业链发展。企业海外投资会增加母国与其相配套的生产设备、零部件等中间产品的出口，中间产品需求的扩大有利于国内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的成长，将促进制造业产业升级{13}。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1. 模型设定 
　　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对外直接投资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由于制造业产业升级还受到包括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居民消费水平、金融市场化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引入以上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构建模型（a）如下： 
　　mhit=α+βofdiit+λ1fdiit+λ2openit+λ3patit+λ4humit+λ5finit+λ6Incons+μi+vt+εit （a） 
　　其中i表示不同截面地区，t表示第t年，μi为不同地区的个体固定效应，vt为时间固定效应，ε是随机误差项。 
　　2.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选择的样本为2003—2015年全国30个省（市），西藏因数据不全未包括在样本中。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有明显的不均衡性，为检验OFDI的制造业产业升级效应可能存在的地区差异，本文将样本地区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大区域，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其余省（市）纳入中西部地区。本文数据均以2003年为基期。 
　　（1）被解释变量。产业升级的目标是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是产业由低技术水平向高技术水平，由低附加值形态向高附加值形态的演进{14}。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即表现为高附加值制造业比重的不断增长，目标为实现制造业结构高度化。李贤珠在OECD按技术密集度对制造业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将中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合并，由此，制造业被分为低端、中端和高端制造业三类{15}。中国绝大部分省份的中端、高端制造业产值远超低端制造业，因而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关键是提高高端制造业的比例。文中以高端制造业和中端制造业的产值之比（记为mh）来衡量制造业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变化。计算的数据来源为各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各地区统计年鑒。 
　　图1 2003—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 
　　制造业产业升级散点图 
　　（2）核心解释变量。对外直接投资（ofdi），以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表示，数据来源为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图1为使用stata14作出的2003—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比与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散点图及线性拟合图。由图1可见，随着OFDI流量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增加，高、中端制造业产值之比逐渐提升，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3）控制变量。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当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表示；对外开放（open），以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表示；技术创新（pat），选取千人拥有专利授权数量度量；人力资本（hum），采用受教育年限法，参照詹新宇（2012）的计算方法，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教育年限依次按6年、9年、12年和16年计，再分别乘以各教育水平就业人口的比重，加总之和即为人力资本水平{16}；金融市场化水平（fin），根据余官胜等的研究方法，使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国有企业总负债的比值来衡量，该比值越大，说明在国有企业总负债规模一定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为非国有企业提供贷款的能力越强，金融配置的市场化水平越高{17}；居民消费水平（cons），以居民消费水平按CPI折算后的自然对数来表示。以上数据来源为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各地区统计年鉴。各变量的说明和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回归分析前，首先对数据进行了共线性检验，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数值在1.05—4.73之间，远小于10的临界值，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以stata14作为计量分析工具，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包括面板固定效应估计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以及面板门槛回归分析。 
　　1. 全样本检验 
　　表2中的模型（1）为全样本固定效应估计结果，模型（2）为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以各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值作为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ofdi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证明对外直接投资使中国高端制造业与中端制造业产值的比重增加，即OFDI促进了制造业产业升级。控制变量中，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对制造业产业升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证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资本供给等效应仍能推动国内制造业产业升级，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是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关键。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化和居民消费水平的系数均不显著。关于对外开放，从数量上看，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从结构上看，对外贸易中仍存在大量的加工贸易，这些因素制约了进出口贸易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作用。国内居民消费水平虽不断提升，消费能力明显增强，但并未推动制造业产业升级。可能的原因在于作为转型经济体，中国尚处于“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拐点之前，收入差距的问题影响了支持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的较大群体的需求市场的发育{18}。金融市场化方面，原因主要在于国内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下，国有企业获得贷款更容易，但生产效率却相对低下银行信贷对大多数处于高技术和新兴产业中的民营企业的支持不足，因而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作用不明显。
为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定性，文中进行了两方面的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解释变量。将外商直接投资的代理变量替换为外资企业的就业比例，以三资企业就业占城镇就业的比重表示（empfdi）。同时，将居民消费水平的代理指标替换为人均GDP，以其自然对数值表示（lngdp）。表2的模型（3）和（4）分别为变量替换后固定效应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结果显示，ofdi的系数值均显著为正，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除系数值和显著性外，与原回归结果并无太大差异。二是动态面板模型。制造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一定的連续性，当期的产业升级可能会受上期的影响。基于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将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引入模型，采用系统GMM的方法以减轻因加入滞后项而使模型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并选取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为工具变量。模型（5）的结果中，从AR（1）和AR（2）的P值可以判定，随机扰动项存在一阶自相关，不存在二阶自相关，Hansen J检验则表明工具变量的选择是有效的。ofdi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值也无实质性变化。以上检验的结果显示本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可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制造业产业升级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2. 分地区检验 
　　表3的模型（6）和（7）为东部地区的固定效应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模型（8）和（9）则分别为中西部地区的两种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的制造业产业升级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ofdi的系数显著为正，中西部地区ofdi的系数则不显著。这表明，OFDI对制造业产业结构的提升作用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更明显。究其原因，一方面与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大有关，2003年的OFDI流量占全国比重为91.6%，之后持续下降，2012年降至75.42%，2014年开始缓慢上升，2015年占比为81.32%；另一方面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好、技术创新能力较强等有重要关联。因此，下文通过建立门槛面板模型考察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OFDI的制造业产业升级效应的影响。 
　　表3 分地区检验回归结果 
　　注：***、 **、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值表示标准误。
　　3. 门槛检验 
　　（1）门槛面板模型的设定。上述研究表明，OFDI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在两大区域的差异较大，这与国内各地区的研发强度、人力资本、技术差距等的不均衡性有关。相关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随国内吸收能力的改变而呈非线性的走势，而逆向技术溢出是OFDI提升制造业产业结构的重要传导途径之一，因此，OFDI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很可能也表现为非线性趋势，存在着“门槛效应”。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选取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并建立如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mhit=α+β1ofdiit·I（padit≤r1）+β2ofdiit·I（padit>r1）+…+βn+1ofdiit·I（padit≤rn）+λ1fdiit+λ2openit+λ3patit+λ4humit+λ5finit+λ6Incons+μi+νt+εit （b） 
　　mhit=α+β1ofdiit·I（humit≤r1）+β2ofdiit·I（humit>r1）+…+βn+1ofdiit·I（humit≤rn）+λ1fdiit+λ2openit+λ3patit+λ4humit+λ5finit+λ6Incons+μi+νt+εit （c） 
　　mhit=α+β1ofdiit·I（Ingdpit≤r1）+β2ofdiit·I（Ingdpit>r1）+…+βn+1ofdiit·I（Ingdpit≤rn）+λ1fdiit+λ2openit+λ3patit+λ4humit+λ5finit+λ6Incons+μi+νt+εit （d） 
　　（b）、（c）、（d）式分别设定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以地区的人均GDP表示，按GDP平减指数折算后取自然对数。I（·）为指标函数，当括号内条件满足时，I=1，否则，I=0。 
　　（2）门槛效应检验估计结果与分析。门槛效应检验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估计门槛值及其系数，并对门槛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关于门槛的个数，依据原假设分别进行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的检验。表4显示的是以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显著性检验、门槛估计值和置信区间。 
　　从表4的结果来看，以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模型均仅存在一个门槛值，当pat、hum和lngdp的数值分别高于2.5100、11.8316和1.2824时，OFDI将显著促进制造业产业的升级。门槛检验证明，当这些指标跨越最低门槛值时，OFDI的制造业产业升级效应才会明显。首先，技术创新方面，国内企业技术水平较低时，技术学习的空间虽较大，但因自身能力未达到一定的水平而无法通过对外投资促进高端制造业发展。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逐渐缩小，国内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提升使OFDI的制造业产业升级效应得以发挥。其次，从人力资本水平看，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是制造业产业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作为技术进步的载体，通过“干中学”和知识溢出促进技术创新。较高层次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国内企业在吸取海外投资的知识溢出后实现自主创新，加快制造业产业升级。最后，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等也较强，可以更加主动地选择海外投资的地区与产业，从发达国家吸取高附加值技术的能力更强；另外，通过OFDI从发达国家或地区引进的先进消费理念和消费模式，更易被经济发达地区消化，为制造业产业升级提供有利的需求支撑。表5中数据分布表明，2014—2015年跨越各门槛变量的省份以东部地区为主，广大中西部地区因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水平未达到一定高度，OFDI的制造业产业升级效应不明显。
表5 门槛值、参数估计值及2014—2015年数据分布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选取2003—2015的省级面板数据，就OFDI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在样本数据期内，全样本检验的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分地区检验的结果则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差异，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中西部地区则并不明显。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检验了该效应的门槛特征，检验结果证明，只有当各地区的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跨越一定的门槛值时，OFDI的增加才会显著促进制造业產业升级。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各地区应结合各自经济发展状况，实行差异化政策，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需积极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充分发挥OFDI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推动作用；在大多数中部和西部地区，更应注重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使其位于门槛值之上，为有效发挥OFDI的制造业产业升级效应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第二，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选择上，继续加大制造业中以实现转移过剩产能为目标的对外投资，但应注意转移产能的步伐不宜过大过快，以避免发生产业空心化问题；鼓励采矿业等资源寻求型对外投资，以获取制造业产业升级所需的关键资源，政府要为资源类投资提供更多东道国信息，加强双边投资机制建设，降低企业投资的风险与成本；不断增加包括科研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服务业等在内的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通过逆向技术溢出促进技术进步和制造业产业升级。 
　　第三，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各地区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扩大对东南亚、中亚和西亚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除能够直接获取丰富的自然资源外，还能通过产能合作实现产业“走出去”，包括纺织服装、家电等传统产业和钢铁、电解铝等富余产能优势产业；加强对资源丰裕的非洲和拉美地区的投资，并利用非洲地区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使其成为国内制造业产能转移的重要区域；扩大对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规模，并以高科技产业为重点投资领域，提高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推动产业升级。 
　　注释： 
　　① J. Cantwell， P. E. Tolentino， 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 and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Business Studies， 1990， p.139. 
　　② Ozawa Terutom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2， 1（2）， pp.27-54. 
　　③ John A. Mathews. Dragon.， Multinationals： New Players in 21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Asia Pacific Manage，2006， 23（3）， pp.5-27. 
　　④ M. Hiley， The Dynamics of Chang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1999， 4（3）， pp.446-467. 
　　⑤ E. Stefano， M. Iaria， P. Lucia， The Impact of Outward FDI on the Home Country’s Labor Demand and Skill Compositi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9， （18）， pp.357-372. 
　　⑥ K. Cowling， P. R. Tomlinson，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Hollowing-out” in Japan： Lessons for Regional Industrial Policy， Warwick Economics Research Paper， 2002. 
　　⑦ 潘素昆、袁然：《不同投资动机OFDI促进产业升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经济学家》2014年第9期。 
　　⑧ 韩玉军、王丽：《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国别面板数据的非线性门槛技术回归》，《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年第6期。 
　　⑨ 李梅、柳士昌：《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地区差异和门槛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管理世界》2012年第1期。 
　　⑩ 贾妮莎、申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造业产业升级效应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6年第8期。 
　　{11} 刘海云、聂飞：《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空心化效应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4期。 
　　{12} 宋勇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目的效果检验——以资源寻求型OFDI为视角》，《经济问题探索》2013年第8期。 
　　{13} 陈俊聪、黄繁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结构优化》，《国际贸易问题》2014年第3期。 
　　{14} 綦良群、李兴杰：《区域装备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机理及影响因素研究》，《中国软科学》2011年第5期。 
　　{15} 参见李贤珠：《中韩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比较分析——以两国制造业为例》，《世界经济研究》2010年第10期。高端制造业包括通用、专业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器材制造，化学原料与制品制造、化学纤维制造，医药制造，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行业；中端制造业包括金属、橡胶、塑料、非金属矿物制品，石油加工炼焦等，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制造业；低端制造业包括农副食品加工，食品、酒、饮料、烟草制造，纺织、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等制造，木材加工、家具等制造，造纸、印刷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其他制造业。 
　　{16} 詹新宇：《市场化、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效应——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中国软科学》2012年第8期。 
　　{17} 余官胜、袁东阳：《金融发展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助推器还是绊脚石——基于量和质维度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4年第8期。 
　　{18} 隋月红、赵振华：《我国OFDI对贸易结构影响的机理与实证——兼论我国OFDI动机的拓展》，《财贸经济》2012年第4期。 
　　作者简介：朱玮玮，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1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