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部《西游记》是孙悟空从反叛体制秩序到最后彻底归化体制秩序的历史。作者吴承恩通过孙悟空的反叛与归化提出两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是为什么有着强烈自由意志且本领高强的人想要进入体制秩序内；二是为什么进入体制后能力越来越弱。作者背后的深层含义，其实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展现个人的自由意志对个人的人生价值、能量值的重要作用；二是控诉了体制秩序对个人主体意识以及个人自由意志的束缚与扼杀。
　　关键词：《西游记》；孙悟空；归化；体制秩序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3-0082-04
　　《西游记》① 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明清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著名长篇神魔小说。其独有的神话、童话性质的内容，让这部小说本身浸透着神秘色彩，在四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孙悟空的形象历来是学者讨论的重点，尤其重视这一艺术典型背后丰富的文化意蕴。吴承恩在建构虚拟、复杂的超现实艺术世界时表现出了非凡的想象力和奇幻诙谐的语言天才，大胆地将孙悟空设定为一个崇尚自由、勇敢坚强、嫉恶如仇、富有正义感、敢于反抗，而且具备上天入地、呼风唤雨能力的神话英雄人物。但是吴承恩的伟大之处更大程度上在于写出了孙悟空形象中的悖论，一方面，作为自然的产物，纵享天地自由，拥有强大的能量值，却在自以为获得本钱后向往进入体制秩序；另一方面，归化体制秩序后能量值却大大减弱，性格渐趋扁平单一。理解孙悟空前后形象落差，是解读吴承恩寄托深意的重要途径。
　　一、孙悟空对封建体制的向往与反叛
　　孙悟空是一只吸取天地灵气，集日月精华而成的石猴。出生时“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惊动天界各路神仙，自身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后又在菩提祖师处习得一身天下无敌的本事，学成归来后大闹龙宫和地府，销毁自己的生死簿，脱离三界的管辖。他生性带有野性，总体而言，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神仙，是集动物性、人性、神性于一体的复杂艺术形象。孙悟空这一形象流传几百年仍然生动有活力，除了他有上天入地的本事外，重点还在于他身上独有的野性，没有人世的固定行为规范，不按现实逻辑的行为选择让他总能带给读者惊喜。
　　可是，原本纵享天地自由的孙悟空却又对代表体制秩序的天庭充满向往，最明显的表现在天庭的两次招安上。
　　小说第三回，太白金星奉旨招安，猴王听闻有圣旨相请，大喜道：“我这两日，正思量着要上天走走……”，对太白金星更是盛情款待。玉帝让他做个弼马温，他“欢欢喜喜”，“昼夜不睡，滋养马匹”，日间操劳，夜间也看管殷勤，那些马“都养得肉肥膘满”。虽是在不清楚这个“弼马温”的实质情况下，但他对这差事很上心、尽职尽责，体现的是他内心的渴望，做好工作，得到上级认可。第二次玉帝允他做“齐天大圣”，却也是给个空衔，有官无禄，目的是让他安分，不再滋生事端，与天庭为敌。在天宫，玉帝宣召，他“忻然而至”，玉帝指派他看守桃园，他“欢喜谢恩”。此时孙悟空已经是天庭承认了的“齐天大圣”，玉帝宣召，他很高兴，派他杂事，他也表现出一种感恩之情，恰如有才之士被统治者赏识般。说明他对统治者的态度非常在意，期待在这天宫之中做出一番事业，真正成为天宫之人。
　　孙悟空并没有得到统治者真正的认可，两次招安都是天庭的权益之计。孙悟空真正认识到他被排斥在体制之外是在王母的蟠桃会上。蟠桃会遍请八方神仙，而他这与天平齐的大仙却不在被邀请之列。认识到这体制的不公正性后，他再次开启了反抗模式。与十万天兵天将大战，虽寡不敌众，被抓后反抗愈演愈烈，径直打到通明殿里，灵霄殿外。與如来对峙喊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口号，欲占了天宫圣境，想要做这天宫的新主人。孙悟空的反抗终是落得悲惨的收场，被如来压在五行山下，纵享天地自由的孙悟空成了最不自由的囚徒。鲁迅把中国万古不变的封建等级制度尖锐地讽刺为“中国的固有文明”②，这固有的文明是支撑中国封建专制社会这座腐朽的大厦的核心支柱。孙悟空在试图挤进封建体制秩序过程中，出于自由的本性多有挑战秩序的离经叛道行为，甚至触及统治阶级的根本，直接危及既得利益集团的稳定。以一己之力挑战神佛利益联盟，被围剿继而失败是必然的结果。
　　孙悟空最初作为独立的个体，向往没有限制的自由，学习长生不老之术，毁了自己的生死簿，所做之事皆是为了使自己能够无拘无束地纵横于天地之间，体现出对人的自由本质的执着追求。此时的他能量值非常的强大，令人无法忽视。在花果山为王，有与天平齐的寿命，受众妖膜拜的荣耀，有着神仙也无法拥有的自由潇洒。但是此时孙悟空却选择向代表体制秩序的天庭靠拢，一定要玉皇大帝认可他的本事。虽有几番造反也并不是要推翻现存的体制，而是想要挤进体制之内，占有一席符合自己的地位。蟠桃会使孙悟空明白，在这真正的权力场上，他是一个他者，永不能在场。这对于孙悟空而言是他的悲哀，对作者而言却是他的伟大，表现了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体悟与批判。
　　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一直处于超稳定的循环之中，尽管经过了汉唐盛世，以及元明清的发展，实质上却是以朝代更替为基点不断地循环。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延续力、控制力保证了文化的传承以及民族的认同性，但是也因此难以改变文化中糟粕部分带来的弊端。封建社会中但凡有些才能的人都会向体制秩序靠近，实现主流意志认可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连天地造物的孙悟空亦不能跳出旧时代的藩篱。但是封建体制秩序只会选择自己主流价值体系的服从者，有个性、主体意识明确的人并不在选择之列。这一点在《西游记》中就很明显地表现在孙悟空身上，紧箍咒以及陪唐僧经历的八十一难就是体制对他的制约和改造，也就是他归化体制秩序的路程。
　　二、归化之路
　　孙悟空的归化之路从唐僧救他开始，刚开始还存有天然的野性，最后彻底归化。表面上孙悟空是在唐僧等的影响下走上正途，皈依佛门，去西天取得真经，最终修成正果，其实是强大的环境迫使他由外而内地归顺了封建体制秩序，背离了人的自由本质，最终成为真正的体制内的人。
1. 师徒结构
　　唐僧师徒四人结构很有深意，是作者吴承恩别有用心的文化思考。这个团队的领导者只能是能力最低的唐僧。当然，唐僧有其个体独特的人格魅力及坚定的信念，最重要的是从统治者的角度考虑他是体制内的人，是封建体制忠实的执行者和守护者。唐僧作为体制内的一个代表人物，出身光鲜，本姓陈，其父陈光蕊乃唐王御赐状元，其母是当朝丞相之女；后来他自己又成为唐王御弟，赐姓唐，且前世乃如来佛祖座下弟子，他所代表的始终都是统治阶级，他的前世今生都可谓根红苗正，得到神人两界的认可。从内部因素来看，他对取经事业有着超乎常人的执着：“定要到西天，见佛求经，使法轮回转。”祈求圣王皇图永固，把取经的出发点自觉拔到为统治者解忧的高度。他的三个徒弟虽都有本领，但都是犯过错误且对取经事业时时心怀疑虑的人。他不需要如其他三位一般要经过灌输教育以及外部力量控制才能成为封建体制的驯服工具，他对现存的秩序没有怀疑，只是执行和维护，是统治者最省心最放心的助手。
　　2. 归化过程
　　孙悟空的归化集中体现在对唐僧的服从上，其归化过程着重围绕孙悟空与唐僧三次大的冲突展开。
　　第一次冲突在小说第十四回。自被唐僧在五行山救出，孙悟空便护送他去西天取经。在面对如何处理“剪径”的六个强盗时师徒产生分歧。孙悟空认为将这些毛贼尽皆打死乃是出于保护师父的目的，况且他在花果山称王时，“也不知打死多少人”，在他的认知里面自己的所作所为皆合情合理。唐僧却认为孙悟空全无一点慈悲好善之心，于是站在师父的立场理所当然地教育了他一番。这猴子一生是受不得人气的，见三藏只管絮絮叨叨，按不住心头火，将身一纵，竟撇下长老独自离去。后虽得东海龙王劝回，但唐僧诱骗他带上紧箍咒，疼痛难忍时，本能反应是要打死唐僧。这一回中孙悟空离开得直接干脆，一是野性未收，不堪受气；二是取经之心未坚定；三是孙悟空对唐僧的领导地位没有认可，对目前的等级结构充满挑衅，因而能轻易地单方面地结束师徒关系，这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小说第二十七回是孙悟空与唐僧的第二次冲突，也是唐僧真正意义上的驱逐。此回中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唐僧“三念”、“三逐”，孙悟空“三求”。孙悟空的归化表现在对唐僧的服从上，是在共同历劫的过程中慢慢完成的。截至第二次大的冲突爆发，师徒其实已有一定的感情积淀，尤其与第一次很潇洒地撇下唐僧离去相比，这一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感情上的些许依恋并不等于理性上的心悦诚服，所以，孙悟空还是回到花果山去做了美猴王。我们可以通过孙悟空的心理建构及复杂形态窥探出他的心理变化，理清他的归化之路。
　　三打白骨精与以往除妖不同，在唐僧受难之前，妖精是以凡人之躯来迷惑唐僧众人的。出家人以慈悲为怀，自是不敢伤生，所以孙悟空此举阻碍重重，而且主要是来自于象征领导者的唐僧。消灭白骨精，孙悟空付出沉重的代价，饱受紧箍咒之苦，而且三次被驱逐，但终是抡起棍子将其打死，彻底解除妖怪伤害师父的可能性。这一部分小说人物设定分明，学界多认为孙悟空是“降妖除魔，驱邪扶正，保卫师父，是美善之举，无可争议”③。但是仔细揣摩作者意图会发现没那么简单，应全面观照孙悟空的心理行为。第一次他说唐僧没了他去不成西天，第二次以没有去掉紧箍咒为由让唐僧留下自己，第三次更是以为“花言巧语，嘴伶舌便，哄他一哄”便好，屡次做主打杀妖精。言行间透露出的是对自己的自信和对唐僧错误命令的反抗。作为对比，唐僧第三次驱逐孙悟空，欲写贬书为证，叫沙僧从包袱内取出纸笔，作者在此未曾用点墨描写沙僧劝阻或者不从。不管是从情感还是切身利益来看，沙僧都不希望孙悟空离开，但他在走上取经之路后人生的第一要务是服从师命。
　　反观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领导者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决定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下对上只有服从，无关是非。取经一行不是平等的协作关系，而是权力等级的缩影，师为徒之上，唐僧是权力最大的。孙悟空是這个团队中能力最强者，斩妖除魔是他的本能行为，但是作为取经大业的随行者理应表示对团队的领导者的服从和尊重。从他的言行看，孙悟空此时对这种权力结构尚未真正认可，反映出他在归化过程中的纠结与反复。
　　第三次被逐是在第五十六回。孙悟空毕竟是半路出家的和尚，没有唐僧那般菩萨心肠，见到着实令人恼怒的人或者魔鬼本能性地下重手。在这一回，孙悟空金箍棒一晃，将那些不自量力却又无恶不作的草寇打得星落云散，死的死，伤的伤，甚至还将杨老儿的逆子头颅斩下，唬得唐僧跌下马来，横竖念了十几遍《紧箍儿咒》，疼得“行者翻筋斗，竖蜻蜓”。出于对紧箍咒的害怕，悟空只得速速离去。书中用了四个“欲待……却”写出孙悟空内心的挣扎与不愿离去却又不得不离去的窘迫。这次他没有像前次那样回花果山而是去菩萨面前哭诉，初见观音菩萨未曾言语一句，便止不住泪如泉涌，放声大哭，委屈之态令人动容，毫无英雄气概，倒是如孩子受了委屈一般。三打白骨精，因唐僧肉眼凡胎不识妖精诡计错赶孙悟空，孙悟空心中是有怨气的，埋怨他不懂自己好心，恼他不信自己的实力，三番做主打死妖精，虽然三次求师父收留，却无认错之意，颇具挑战意味。此番重手伤人，被唐僧驱逐，虽惧怕紧箍咒，却也是主动回来认错，求师父原谅，较之前两次，孙悟空对唐僧的臣服已无二心。
　　追随唐僧完成取经大业，孙悟空在这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定位，对师父或者领导的顺从越来越明显，归化道路上越来越成功，但是他也在逐步丧失自己的主体地位及独有的自由意志。
　　3. 修成正果
　　表面上看孙悟空取得正果是在西天取得真经，被封为斗战胜佛，定位在佛界高层。但是从文化角度而言，修成正果在第三次回归唐僧身边时就已完成。
　　孙悟空在取经过程中由对唐僧的地位不认可和挑衅发展到最后彻底臣服，五十六回后孙悟空多次在对话中引用“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来表达对唐僧的遵从。比如第七十二回，唐僧意欲自己去化些斋吃，孙悟空忙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岂有为弟子者高坐，教师父去化斋之理？”第八十一回，唐僧夜感风寒，怕耽误了行程，孙悟空又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等与你做徒弟，就是儿子一般。”其间言语的真挚、情感的真切令人惊讶。与当初在花果山闹天闹地、对玉皇大帝也只是打个“喏”的行为判若两人。他对自己角色的认知已经非常明确，在等级森严的封建体制秩序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定位，走向了主流意识，归化了主流意志，带来的行为影响就是他的行动越来越符合规矩，受到体制带来的束缚感、压迫感也越来越小，更准确地说他在体制内行动越来越如鱼得水，与此相伴的是他的本领却越来越低。
小说第八十三回，孙悟空四探无底洞，见妖怪供奉着一个大金字牌，“牌子上写着‘尊父李天王位’，略次些儿，写着‘尊兄哪吒太子位’。行者见了，满心欢喜，也不去搜妖怪，找唐僧”，“把那牌子并香炉拿将起来，返云光，径出门去”，去玉皇大帝面前告李天王的状，玉帝要金星同他前去与李天王对质。天王对这突然冒出的女儿并不承认，经哪吒提点过后才醒悟是早间收的一个“恩女”。面对坐实的证据，天王不再辩解，只求想办法消了这罪名，于是就三请金星出面斡旋。孙悟空本是个受不得欺负的性子，却几番被李天王辱骂，又被缚妖索捆住，很是恼怒，但他最终却顺着金星的话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无形之中让李天王承了金星的人情，自己又卖了金星人情。从见到妖精供奉的牌位知其大有背景，不能随便打杀，立刻上天告状，到太白金星含蓄地表达，孙悟空很好地领悟后顺水推舟，可见此时他已经是深谙社会潜规则、在官场之中游刃有余的人，彻底归化体制，修成“正果”了。
　　孙悟空的归化顺利完成，但是归化后的本事却是大大降低。仅从其归化前后对比来看，前七回孙悟空上天入地，无所不能。闹地宫，毁生死簿；闹龙宫，强取天河定海神针；闹天宫，扰乱蟠桃盛会，打得玉皇大帝到处躲藏，不断地挑战天庭的权威。但是在陪同唐僧西天取经路上却大有不同，常常面对一些小小的妖精或者天上神仙的宠物也难以获胜，“观音收服黑熊精、金鱼精、红孩儿、金毛吼，医活人参果树；如来收服青狮、白象、大鹏鸟，罩住假悟空；如来、玉帝派兵收服牛魔王；玉帝派人收服犀牛怪；太上老君收服青牛怪；灵吉菩萨收服黄风怪；二郎神打败九头鸟；弥勒佛收服黄眉怪；毗蓝婆制服蜈蚣精；托塔天王收服老鼠精；太乙天尊收服狮子精；甚至玉兔作怪，也必须嫦娥下来收服”④，实力对比差别不言而喻。武力越来越衰竭，本事越来越低下。反抗的精神消失了，反抗的对象也变成了自己的同类，讽刺性的结局映射的是荒诞的、黑暗的现实。这点也是作者吴承恩另一伟大之处，不着笔墨，不动声色，就将封建体制秩序扭曲、异化、扼杀个人自由意志从而消解了人的能动性、创造性的罪行展露无遗。
　　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压迫使“奴性”成为国人性格很明显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欢喜万分”⑤，对偶尔施恩的统治者感恩戴德。追求个人自由意志却触碰了统治阶级的核心支柱——等级制度，被神佛利益联盟合力制服，失去了绝对自由，在五行山下压制五百年后获悉可以被救，孙悟空对统治者的态度由挑衅和不屑发展到期待和感恩，意识上的转变完成了其归化的内在的，也是根本性的条件准备。被嘲讽为“固有的精神文明”的等级制度支撑着封建专制制度这座腐朽的大厦，残忍地剥夺了人的自由，抹灭了人的主体意识，使個体的人自觉地沦为专制社会的附属品，但这却被受压迫人民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存在，真是可悲可叹。孙悟空后期在象征着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缩影的取经队伍中就扮演的是被压迫却认为是合理存在的可悲人物形象。
　　小说《西游记》成书于明朝中后期，明朝中后期的社会情况和开国之初有很大的不同，政治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正不断激化，并且日趋尖锐；思想文化上启蒙思想兴起，人性解放的思潮高涨，市民文学日益蓬勃发展，小说和戏曲创作进入到一个全面繁荣兴盛的时期。经济上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吴承恩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新气息，在孙悟空的形象上赋予了新兴阶级的思想因子。作者通过对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之前那种自由勇敢精神和独立人格的欣赏性描写，通过对本来无所畏惧的“齐天大圣”，在取经路上却沦落为多愁善感、能力低下、畏首畏尾的可笑人物的形象刻画，人物戏剧性的转变后面，寄托了作者对腐朽、黑暗的封建社会束缚、扼杀人的自由意志和创造性的批判，对封建社会体制反人性本质的初步思考，对解放人的自由本质和独立人格的觉醒性渴望，这正是吴承恩超越前贤和同辈的伟大之处。
　　注释：
　　① 吴承恩：《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本文皆引于此书。
　　②⑤ 鲁迅：《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77、174页。
　　③ 关四平：《从紧箍咒管窥孙悟空的内心世界》，《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2期。
　　④ 董国炎、刘明坤：《孙悟空新解读》，《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1期。
　　作者简介：李家宝，长江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北荆州，434100；王利军，长江大学文学院，湖北荆州，434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