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育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方式之一，在经验层面已经得到学界一致认可。然而，在学理层面的论证还处于相对薄弱阶段。基于此，从思想政治教育要素出发，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和介体的文化表征进行充分论证，在理论上为文化育人提供学理支撑，有利于提升文化育人实践的有效性。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要素；文化表征；文化价值体系；文化育人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3-0087-06
　　基金项目：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范式的构建与优化研究”（17CKS03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志业（1987-），男，山西阳泉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学、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胡钢（1969-），男，陕西长武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文化育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需在理论层面对其进行辨析和论证。从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视角分析，文化育人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要素具有深刻的文化表征，从而为文化育人提供了有力的文化基础。因此，有必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表征进行全面研究，使其从遮蔽的存在转变为显见的存在。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学术界有“四要素说”和“三要素说”①等分类。在此，笔者拟遵循思想政治教育三要素说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和介体”这一思路，分别论述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文化表征，以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育人方式提供学理支撑。
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性

　　这里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既包括教育者，也包括受教育者。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他们作为主体的人，都是作为一种文化存在而生存和发展。具体来说，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性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生活在一个既定又超越的文化世界中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为一种文化性存在体是生活在既定的文化世界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首先是作为人类主体而存在，而文化作为人的生命本质力量的外在表现，一方面是人类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产物，另一方面这种文化产物又反过来规约和驱动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正如汶说言：“文化对每一个人塑造的力量很大，平常我们不太能看出这种塑造过程的全部力量，因为它发生在每个人身上，逐渐缓慢地发生。它带给人满足，同样也带给人痛苦，人除了顺着它走以外，别无选择，因此这个塑造过程便很自然，毫无理由地被人接受。”[1]正是由于人类既通过实践活动创造文化，又通过文化来规约和驱动自身的行为，从而才使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而成为有智慧的生物体。随着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的逐渐提升，人类所积累的文化基因也就越来越趋于稳定和成熟，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每一个个体从出身以来就面临着既定的文化环境，这种既定的文化环境决定了人们对此只能适应，而别无他选。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为文化存在体对既定的文化进行着创造和超越。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为文化存在体首先必须面对既定的文化环境和氛围，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对既定的文化只能采取被动接受和适应的态度，事实上，人类对既定的文化进行传承的同时，还进行着绵绵不断的创造和发展，从而才有人类文化的进步，才能真正体现人类作为文化存在体的本质所在。不论是群体还是个体，作为文化存在体，在一定条件下，其本质就是一个文化创造和生成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人的实践活动与人的文化生成和创造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人的实践活动，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不断对外界事物进行认识和改造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类自身的自我改造和提升的过程。在作用于外界事物和自身的同时，人类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而且也发展了辉煌的精神文明，从而推进人类社会不断从蒙昧和愚昧走向文明与现代。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那样，“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以此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2]不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以特定的方式接受既定的文化因素的同时也在进行着独特的生成与创造，从而形成特定个体和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所特有的文化模式，在特定的文化模式中显示着不同的文化内涵，表征着不同的文化存在。
　　（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具有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与文化现象和文化世界的互动过程中，会逐渐形成主体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文化性的集中表现，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之一。具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文化心理结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从静态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可以划分为文化心理、文化思维、文化价值和文化精神等四个层面。首先，所谓文化心理，属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现象的“刺激—反应”层次即感性认识层次。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文化心理中，文化情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情感，是主体以自身的本能和欲望为基础，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现象所形成的感受、体验和情绪的凝结化状态。按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情感的来源，可以划分为对象型文化情感和自我型文化情感。对象型文化情感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接触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现象时所产生的情感。自我型文化情感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对象型文化情感的内化，从而在暂时离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对象时所产生的回忆、想象和体验等文化情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情感属于其文化心理结构中的非理性因素，而非理性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往往是无比巨大的。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论是对教育者主体而言，还是对受教育者主体而言，都应该努力保证他们对所传播的文化信息和内容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展开建立良好的心理基础。其次，所谓文化思维，属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现象的“疑问—探究”层次即理性认识层次。正是在这一层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借助科学思维和推理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传递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进行真理性判断。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思维中，文化反思能力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反思过程，既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现象的价值还原过程，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接受和认同思想政治教育所传递的文化价值和意义的过程。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对所传递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进行更为科学的理解、解释和说明，从而在自己对其认同的基础上达到使他人认同。再次，所谓文化价值，属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所传递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进行的“意义—反思”层次即善恶思考层次。在这一层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会根据自身的需要、经历、感受、体验等对思想政治教育所传递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进行伦理思考。不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会不同程度地思考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自然和社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对这三个方面存在着怎么样的意义。在这种意义的思考上，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会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自己的善恶观念。这就意味着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者首先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进行深入思考、发掘并认同，在此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使思想政治教育对受教育者的意义世界发挥最大限度的引领和建构功能。最后，所谓文化精神，属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所传递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进行的“本质—超越”层次即整合创新层次。人具有这样的一种天性，即从不满足于既定的回答，而是对事物存在更深层的条件和根据进行理解和把握，这就形成了人所特有的超越性、创造性和自由性的文化精神。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如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经过文化心理、文化思维和文化伦理的有序整合，在人所特有文化精神的引导下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进行合理理解和把握，可以使人们在认同思想政治教育這一文化现象的基础上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创造和发展。
第二方面，从动态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求真、求善和求美的本性和过程。笔者在前文分析文化定义时指出，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善、美的集合。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就是在求真、求善和求美的过程中得以形成、整合和优化的。首先，求真，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文化心理层面和文化思维层面的活动。人们之所以求真，反映了人们有对外在世界的实在状态进行理解和把握的需要，从而在满足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欲望和天性的基础之上，给人以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其次，求善，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文化价值观层面的活动。人们之所以求善，是因为善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最优化，这一方面使人可以经常自我反思，从而对自己的行为后果给予更多的思考和关注；另一方面，“向善原则更积极规范了人们的道德实践和价值观实现过程，使得人的发展不断趋向积极轨道和高尚化。”[3]最后，求美，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文化精神层面的活动。求美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求真与求善基础上对现存思想境界的批判、改造与创新，从而达到一种美的境界。正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具有求真、求善和求美的特性，一方面能利用这一特性进行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另一方面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存在能够最大程度地体现真、善、美，从而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其进行理解、接受、内化和践行。
二、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文化性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以前学术界的研究是把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当做客体看待。随着学术界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对主体间性理论的研究，最终都把受教育者当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看待。在此，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主要是以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内容等为主要表现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活动对象的总和。因此，这里以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和内容为例，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文化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文化性
　　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文化性体现为目的设计依据的文化性。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确立的主观依据及其文化性。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确立的主观依据主要体现在人们在设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时往往受到思维理念及人性假设的影响。思维理念体现了人们以有限的智慧追求无限的真理这一崇高理想，它本身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表征。而文化作为人的文化，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对人性的假设。正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设计受这两方面主观文化依据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文化性。比如，我国古代思想家的形而上学主要表现在对“天”“道”“理”“性”的探讨和理解，因此思想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人们对宇宙和人生的理解，从而从根本上实现其修身养性。同时，不同思想家和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制定者的人性假设对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也产生重大影响。如我国古代性善论者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心分别是人的仁、义、礼、智四种美德的发端，也就是所谓的“四端”，因此，思想教育的目的就是回归人类的善心并将之发扬光大。而持性恶论的荀子则认为“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4]，所以，人性都是恶的，其善也“伪”，因此，思想教育的目的应该是让人去掉恶性而成为君子。现阶段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论是具体的理念表现还是人性假设都表现为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因此，现阶段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塑造人的完整人格而奋斗。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确立的客观依据及其文化性。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确立的客观依据，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确立要考虑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社会的文化传统以及受教育者身心发展规律等。这其中，社会的文化传统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确立的客观依据的文化性。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阶级、集团等在制定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时候都必须考虑到文化传统这一因素，因为文化传统不仅反映了人们从古至今的生活方式和思维图式，更影响到人们是否能很好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所传授的内容。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越来越激烈，而在这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外来文化之间互动和摩擦最为明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倾向于整体协调性，而西方文化的特点倾向于个体竞争性，这两种文化各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并且对我国大众都产生特别明显的影响。因此，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如何实现中西文化的完美结合，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确定时不能忽略的依据。
　　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文化性体现为目的定位的文化性。这种目的定位的文化性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传播特定阶级的主导价值观服务。特定阶级的文化主要是通过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对人们发挥塑造与引领的作用。特定阶级尤其是统治阶级，深知文化的这一关键特性，因此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手段来为自己的主导价值观服务，以使它能够被大众接受，从而赢得自身的文化领导权地位。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应当不断宣传这一思想，政治教育务必要能提高文化水平。”[5]这里所指文化水平的提高，不仅指科技文化水平的提升，也是对特定阶级所宣扬的主导价值观的认同、内化和践行。正是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是为特定阶级的主导价值观服务，因此不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目标还是社会目标，都有特定阶级主导价值观的意志体现。就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目标而言，不论是哪个阶级、社会和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都不同程度地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价值引导。这就意味着个人的发展是在特定阶级所倡导的价值观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超出这一范围，就有可能受到社会的排斥、道德的谴责甚至法律的制裁。就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目标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是为社会有序发展服务的。这种有序发展也是以特定阶级尤其是统治阶级价值观所认定的有序为参照和标准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文化性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一项具体的精神生产与精神生长活动，只有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作用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从而武装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头脑，才能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精神生产与生长提供“质料”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作为一种精神性要素，处处彰显着文化特质，从而使自身具有浓厚的文化性。具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文化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就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形成而言，它是特定阶级经过长期的文化实践和文化创造而积累的产物。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的文化实践还处于十分低端的状态即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自身的生存需要。基于此，以维护氏族和部落的存在与安全所需要的忠诚、勤劳、勇敢和血亲复仇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内容。当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到了封建社会，其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了不仅能够满足人们基本的生活需要，而且还有一定程度的富余时，社会中就有一部分人（通常是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可以摆脱生产劳动这一社会实践，而从事文化实践。这时，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就开始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没有或很少占有生产资料的人进行控制。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实施控制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其内容具有浓厚的等级文化色彩，处处体现着类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并对其进行维护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同时，由于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治才”，也就是所谓的“劳心者”，所以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有忽略或鄙视体力劳动的倾向。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以圣贤著述为主，其教育方式就是对这些内容的背诵和熟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呈现形式上带有灌输的色彩。到了现代社会，整个国际社会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其文化实践表现为经历了三次大的技术革命，尤其是通信与网络技术革命，给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带来了显著的改变。这主要表现为自由、平等和博爱等反映资产阶级意志的道德观念开始成为其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资本主义经历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自强、自信、效率观念、时间观念、竞争观念等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特别强调的内容。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呈现方式也由过去的绝对灌输开始向对话以及尊重受教者的主体地位等方面转换。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而言，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其文化实践呈现出与国际社会接轨的趋势，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这一文化实践特点的影响下，不仅有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影响，而且也呈现出本国所独特的内容特点。比如，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中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革命文化以及与时俱进的现代文化的集中统一。
　　第二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构成具有文化性。这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由特定文化价值体系构成的。正是特定的文化价值体系“发展着不同国家和民族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意识，建构着他们的心灵或灵魂，也维系着他们社会历史的绵续和发展”[6]，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得以发挥。文化价值体系按照其存在形态而言，可以分为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和非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所谓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是经过严密的论证、推理后以理论形态呈现的文化价值体系。在这其中，核心价值观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分析理论性文化价值体系的文化性重点在于分析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性。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性首先体现在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决定着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路向。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虽然在推翻封建文化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最终使其文化发展方向走向极端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我国提出的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力求在最大程度保证不损害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基础上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其次，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性体现在它是对传统文化的升华。西方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与西方“逻各斯”的文化传统有极大关联。具体而言，西方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以“逻各斯”为核心的理性精神的培养和形成。因此，这种文化精神特别强调个人的理智感的塑造。在“逻各斯”文化精神的影响下，一方面使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本性渗透到西方人的血液里，另一方面，使西方人在探讨国家问题时，正义、平等这类问题成为论题的核心。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并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有着十分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也就是说，虽然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涵上已经发生极大变化，但是如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从传统文化理念汲取营养，就会失去发展的根基。
　　所谓非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是指虽然没有经过严格论证、推理，但却对大众发挥着文化建构功能的文化价值的总和。在前面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时，文化的直觉建构所提到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和礼教传统等都属于非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之所以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内容之一，是因为它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共同价值观要素，同时它主要以日常生活中的大众为对象，通过对大众的日常思维和日常交往进行建构而发挥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在此，以民俗文化为例进行说明。所谓民俗文化，是普通大众的文化心理机制在不同的文化生态和文化环境长期作用下，经过积累和演变而成的文化形态，它包括饮食、服饰、礼仪、信仰等物质民俗文化和精神民俗文化等。民俗文化蕴含着大量的价值观元素，它已经沉淀在大众的意识深处，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像我们平时所说的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民间传说，彰显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舍己为公的大无畏民族精神；传统节日如春节的祭拜祖先、拜访亲邻等礼仪，传递着中华儿女敬重祖先、团结和善的愿望。正是这些民俗文化通过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认识，提高国民文化素质，激励广大人民爱祖国、爱民族、爱乡土的情感”[7]，从而实现了其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与非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内容，由于二者属于不同的文化形态，因此二者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着张力，比如一些非理性的宗教信仰、不尊重人性的礼仪等，与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存在冲突，这是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批判和抵制的。同时，非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中有许多优秀价值元素，但是由于它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故而带有日常生活的惰性、非反思性等特征，因此需要以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对其进行引领和创新，方可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有益的文化内容。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过于抽象，因此也需要借助非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日常特点，来实现自身的生活化转型，继而真正发挥对大众的文化建构功能。

三、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文化性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介体，是指连接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纽带，如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等的总和。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文化性就体现在它包含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方法等内容。
　　（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彰显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文化性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是指能够被思想政治教育者开发利用、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展开和目标实现的各种文化要素的总称。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可以分为思想政治教育物质文化资源和精神文化资源。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物质文化资源，是以实物形态表现出来的资源。以高校建筑为例，不同的高校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建筑物，它不论是在布局与风格方面，还是名称与功能方面，都具有很强的人文性，因此它在潜移默化中对人们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物质文化资源之所以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具体的物质文化资源不仅仅是一种供人们使用的实物，也就是说，它们不仅对人类具有满足基本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且是人类思维和创造性的外化，内含着人类的价值理念和心灵追求。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精神文化资源，是指能够被思想政治教育所开发和利用的心理素质、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等精神性因素的总和。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精神文化资源相比物质文化资源资源具有以下特点：其一，精神文化资源具有能动性。也就是说，精神文化资源是人的能动性的表现和发挥，一旦这种资源被合理开发和利用，就会发挥出极大的作用。比如，如果人们认同并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后就会转换成人们奋斗的动力。其二，精神文化资源具有再生性。精神文化资源是一种可再生资源，一经开发，就可以被思想政治教育所持久利用。比如，大学校训形成之后，就一直对师生发挥着价值引领作用。其三，精神文化资源具有共享性。精神文化资源是在不同的文化主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也只有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才能发挥其具体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物质文化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精神文化资源的外在表征和有形寄所。任何一种精神文化资源作为无形的存在总是要通过一定有形的方式来表征自己。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精神文化资源是物质文化资源的“灵魂”所在。正是因为这种“灵魂”性的东西附着在物质文化资源上，才使具体的物质文化资源可以切實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展开提供动力支持和“能源”保障，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高度重视对其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以便最大程度地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合力。同时，正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彰显出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文化性。
　　（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彰显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文化性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是指承载和传导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并能对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产生交互作用的文化形式和文化活动。比如图书馆、博物馆、校园文化、企业文化等可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载体。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本质，在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所传递的文化价值和意义不是一般的文化信息，而是特定阶级所倡导的主流文化，在我国则是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就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文化形式和文化活动都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载体，即只有蕴含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并被思想政治教育者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文化载体才能称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如书籍、音乐、绘画、戏剧等作品只是内涵了某种思想道德观念，其本身还不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组织、引导人们阅读、欣赏、观看这些作品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8]由于文化形式和文化活动具有渗透力和影响力强、形象、生动等特点，所以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寓于其中，一方面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生动，另一方面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化效果。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文化载体的发掘和利用，从而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服务。同时，正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的存在，也就彰显出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文化性。
　　（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方法彰显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文化性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方法，主要是指借助文化场域理论，把思想政治教育置于一个文化多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场域中，研究如何促使特定民族、国家和阶级的文化在这一文化场域中进行文化选择和文化自觉的方法。所谓文化场域，是指不同的文化形态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关系网络。在这个关系网络中，由于不同的文化形态代表的民族、国家和阶级的利益不同、所呈现的方式和特点不同，会促它们之间发生对话、交流、碰撞甚至冲突，最终会以文化合力的状态形成一个文化场域。在这个文化场域中，不同的民族、国家和阶级试图维护自身所倡导的文化形态和文化领导权，以保证自身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佳手段之一就是以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场域法来对人们进行文化确认和文化选择，从而使人们达到对特定文化形态的自信和认同。在当今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状态下，各个国家意识形态中的文化较量越来越激烈。资本主义国家以自身强大的资本优势借助方便快捷的传播手段，把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传到我国，以期实现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领导权。因此，对于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加强其文化场域方法的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同时，正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方法的存在，也就彰显出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文化性。
　　注释：
　　① 张耀灿等教授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由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思想政治教育介体和思想政治教育环体四个基本要素组成，而陈万柏教授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由教育者、受教者和教育介体三个基本要素所构成。笔者对学者们的观点进行总结，主要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思想政治教育介体三个方面进行论述，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笔者认为它是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和介体之中的，因此不进行论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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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张健.论人的精神世界[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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