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赵通儒，字仰普，化名宋之元、匡中等，绰号聋子、博士、图书馆。陕西安定（今子长）县人。1910年生。1924年在绥德四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为陕北入团最早的十人之一。1925年转党。1926—1927年底，任中共绥德地委常委、青年委员兼团地委书记等职。1927年春，在他建议并操作下，中共绥德地委将陕北23县教育局长全部换成党团员，使我党完全掌握了陕北的教育阵地。同时，他反对地委领导人公开党员的错误主张，坚持隐秘，准备逆境，使大革命失败后党在陕北未受到彻底摧残，保存了党员干部和群众。这两个因素，成为陕北党从1927年坚持到1933年底土地革命大爆发的主要原因。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党组织与北方局、陕西省委失去联系，赵通儒成为被井岳秀通缉的第一位共产党人。他冒着生命危险，在未得到上级指示的情况下，主动工作，只身抱病，赤手空拳，奔走各地，重建了近20个县的党团县委、区委及支部，为党在陕北的生存，做出了续绝存亡的贡献。他首先恢复了绥德党团县委及下属五个区委，参加清涧起义未果后，遍走绥德、横山、米脂、榆林、神木、府谷、佳县、吴堡等地，又给三边、延安、安定、清涧等处写信，恢复了各地的党团县委、区委组织。
　　1928年初，赵通儒在绥德与省委派回的杜衡接上组织关系，商定成立陕北特委，并全面承担了筹备工作。春，中共陕北各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绥德西川南丰寨古庙召开，成立了中共陕北特委和青年团陕北特委，赵通儒任特委农运委员兼绥德县委书记。夏，他领导绥德人民开展了城区农民抬龙王斗县长、四十里铺抗杂税、义合抗烟亩等斗争。秋，在米脂中秋节事件中，他最早发现敌情，主张转移，遭杜衡反对，致使杜衡、焦维炽、贾拓夫被捕。危急关头，他沉着应对，组织人员转移文件，安置代表，处理善后，召集未被捕人员在苗家坪召开会议，恢复了特委工作，保全各县未受破坏。1929年初，赵通儒筹备、参加了中共陕北各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张家渠会议），会后任特委职委、南路特派员，领导清涧以南13县的工作；兼任清涧中心县委书记，全面负责清涧、安定、延川、延长、延安5县工作。不久，他与谢子长、白明善等召开清涧高杰村会议。之后，他主持召开清涧5县（区）委书记联席会议（耙子山会议），推动了各县工作，策动了后九天起义。1930年农历正月上旬，赵通儒与谢子长、白明善等召开安定枣树坪会议，被任命为陕北特委派赴河北代表，赴北平寻找北方局，恢复关系。他不负重托，圆满完成了任务，农历四月就恢复了北方局与陕北的直接关系，还在北方局帮助下恢复了陕西省委，并建起了陕北与西安、北平的关系。后又恢复了上海党中央与陕北的关系，建起了江西中央苏区与西北的联系。
　　赵通儒在北平学习、工作了五年之久（1930年春——1935年春），公开身份为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法学院（后改为法商学院）学生，先后在中共顺直省委、河北省委、华北赤色互济会党团等部门工作。他一边刻苦学习，一边秘密工作，一边公开活動，把许多来北平的陕北青年学生，打入全国各地，还为陕北输送了很多干部。1930年冬，他将白明善、谢子长调到平津，参加了清算盲动路线的会议。九一八事变后，他首先提出抗日主张，策动青年学生发起“卧轨”“请愿抗日”运动，一直蔓延到华北、华南。1932年初，北方局迭遭破坏，李馥华、李力果等党员同志向河北省委、北方局建议，由赵通儒出面负责北方局工作，并推举李馥华当面征求意见。赵通儒婉拒了同志们的好意。1933年春，赵通儒奔赴冀东，在国民党84师高桂滋部参加了长城抗战，并在该部中树立了威信。他和乔国桢把上海受训的谢子长、阎红彦要回北方，一起参加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赵通儒提出了“抓基本群众”和“向冀东22县发展，扩充武装”的正确意见，未被接受，返回北平。察变失败后，他接应、安置了谢子长、白坚等同志，分析全国形势，促成谢子长下定返回西北的决心。
　　1935年春，赵通儒任北方局派赴陕北特派员，回到陕北苏区，传达了中央《关于将土地革命与抗日运动联系起来的决议》，以及要陕北给北方局送人送钱，接济北方局渡过困难的指示。之后留在苏区，领导开辟了经济战线的工作，任陕北省苏维埃国民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成立了财政部、贸易局和银行，发行了钞票，推动根据地经济战线各项工作迈入正轨。延长解放后，他顶住了破坏石油厂的错误命令，释放外籍技术人员，保护了石油厂，粉碎了敌人散布的共产党“只搞破坏不搞建设”的谣言。
　　1935年秋，赵通儒顺应人民意愿，三次请缨解放瓦窑堡，终获同意。西北工委成立瓦窑堡革命委员会和瓦窑堡围城总指挥部，任命赵通儒为主席兼总指挥。他组建了西北军委警卫团，灵活运用人民战争方法，围困解放了瓦窑堡这座陕北军事重镇和中心城市，壮大了西北红军，筹款10万余元，取得了与劳山战役齐名的空前大捷。
　　瓦窑堡解放后，赵通儒任陕甘晋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陕北省苏维埃秘书长兼国民经济委员会主任、瓦窑堡市副市长等职。党中央进驻瓦窑堡时，他担任迎接党中央的招待委员会主任和欢迎委员会主任，妥善安置了各中央机关，解决了衣食住行等问题，保证了党中央的休养生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成立时，赵通儒任办事处秘书处处长。
　　赵通儒还是陕北同国民党进行统战工作的开拓者。瓦窑堡围城前，受命以西北党政军全权代表身份，与驻瓦窑堡的国民党军84师500团团长李少棠谈判，成为西北革命史上的创举。党中央进驻瓦窑堡后，被任命为中央白区工作部北路工作处处长。外交部成立后，又被任命为北线主任（南线主任为李克农），负责对84师高桂滋部和86师井岳秀部的统战工作。1935年底，赵通儒三次与84师代表秘密谈判，达成了文字协议。中央政治局对这一成果高度重视，毛泽东亲笔致信高桂滋。后来，84师虽没有“通电起义参加红军”，但实现了停止内战，稳定了根据地的北方战线，为红军东征和西征解除了后顾之忧。
　　红军西征时，赵通儒被调到陕甘宁省委，后被高岗调去从事蒙古族工作，成为我党少数民族工作的开拓者和重要领导人。1936年任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37年任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蒙民部副部长。1938年11月，陕甘宁边区党委成立中共伊盟工委，赵通儒任书记，对外称八路军留守兵团驻伊盟联络参谋处上校参谋主任。1939年底调回延安。1940年任延安蒙古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蒙古文化纪念馆馆长，东亚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主席团主席。1941年8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1945年2月，西北局重建伊盟工委后再任书记，兼边区民委城川办事处主任、民族学院主任。1946年10月因起义部队反水被捕，押送榆林。狱中囚禁三年，坚贞不屈，备受折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49年2月获释。
赵通儒出狱后，经组织严格审查，恢复了党籍。西北局拟派他到城工部工作，任西北局统战委员会秘书长兼统委委员，东北局拟派他到绥远省委、内蒙古党委工作，均因病未能就任。1949年9月初，赵通儒到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报到，被安排到全国政协工作，后被中组部取消了任命。参加开国大典后，赵通儒先去东北住院治疗，1950年2月返回西安，被安排到中央第二党校休养，1952年底转西安常宁宫西北高干疗养院休养。1953年7月28日，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北分署秘书长。
　　赵通儒在榆林狱中备受摧残，大脑被注入毒剂，患上了严重的“幻听”“幻视”病，终生未愈，逐渐发展成为严重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病情驱使下，他屡有异于常人、悖于常理的言行。他对中央重用起义人员的政策颇有微词，因此被视为“对组织不满”，受到严肃处理。1954年6月，西北行政委员会机关党委作出“关于批准赵通儒退党的意见”，7月上报西北局，经中央批准，宣布开除党藉，8月送回高干休养院休养。休养期间，他写下大量珍贵的党史资料，将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奋斗历史，生动完整地记录下来。
　　1957年后，赵通儒因重组家庭择偶非人，造成恶劣影响，加上到处写信，再次受到严肃处理。1958年12月，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将赵通儒的待遇由行政9级降为15级，并着其回家，每月由县供给。1959年1月2日，赵通儒在子长县接到处理决定后，决定去北京申诉。途经内蒙伊克昭盟时，遭人控告，被带回西安。6月13日，被送到周至国营农场余管营站劳动教养，1961年9月16日解除劳教。1962年1月28日，民政厅介绍赵通儒回子长县养老，列入编外人员，按行政17级待遇，每月发给生活费101.5元。赵通儒先后向乌兰夫、习仲勋副总理写信反映情况，请求帮助。在习仲勋关怀下，民政厅将待遇调整为14级，每月发给生活费141.5元。子长县在实际执行中按每月150元对待，粮食供应由33斤增加为45斤。
　　1964年9月，赵通儒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如实反映了当年接待、安置党中央进驻瓦窑堡的情况。记者写了内参后，使他卷入了政治争论中。25日，省委书记处作出批示。28日，省人事局发出取消赵通儒生活待遇的通知，决定从1964年10月起，取消给他每月150元的生活费和公费医疗待遇，口粮按当地群众标准供应。同日，延安地委决定，禁止赵通儒编写“党史”’、“烈士传”，讲“革命斗争史”，并由子长县公安局严格控制他的行动。
　　文革爆发后，赵通儒进一步受到迫害。1966年8月29日，子长县造反派第一次召开批斗会，赵通儒第一个被戴上纸帽，绑到街头批斗。1967年6月16日，赵通儒接待了一名北京外调人员，来人建议他去北京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陳伯达解决问题。1968年9月28日，赵通儒偷跑到北京，闯进某外宾医院，被送到派出所审查。10月24日，子长县派人将他从北京带回，县军管组作出“以法拘留呈捕”的决定，关入监狱。1969年9月20日，经延安地区革委会政法组批复，又给戴上右派帽子，送劳动教养。11月28日，军管组鉴于他在监患病，不便劳教，报经地区，同意保外就医。12月19日，赵通儒去世，终年60岁。
　　1980年9月16日，中共子长县委对赵通儒问题进行了复查，做出了撤销“以法拘留呈捕”和“右派、劳教”的决定。
　　2017年6月22日定稿
　　延安 去奇斋
　　后 记
　　2018年1月16日，正在西安出差，忽然接到本书责任编辑韩冬梅老师打来电话说，要我尽快把《后记》发来。我意识到，大功告成的时刻终于要来了。本书从最初构思到今天，已经跨越了八十二个年头。如果从书稿完成算起，也已整整六十年，一个完整的甲子。这无意中应验了赵通儒的学弟和好友、著名作家柳青的那句名言——“文学创作应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
　　本书的腹稿形成于1936年党中央进驻在瓦窑堡期间。瓦窑堡是赵通儒的家乡，而他正是瓦窑堡的解放者。以后，由于长期处于严酷的战争环境，他又承担着繁重的工作，特别是1946年10月至1949年2月又被敌人在榆林囚禁三年，大脑被国民党特务注射毒剂，身心受到严重摧残，长期被“幻听”“幻视”所折磨，所以，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字。期间，1941年，为了让中央组织部审查自己的历史，他写了一个吴家坪战役前后过程的故事，约七八千字。1943年整风中，他把亲身经历的西北、陕北党与团从1924年至1930年上下左右的关系、时间日期，简明地列了一个表，抄了两份，一份交西北局，希望审阅参考后转报中央，后不知下落；一份保存于当时的工作单位——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1946年正月，发现被老鼠咬坏了。我曾在档案部门见过一个简表，没有署名，从内容看，应该就是赵通儒写的那份。1940年至1945年，赵通儒曾不止一次给有关方面提供过许多西北、陕西、陕北的史实，以供应当时征集党史及革命史资料的需要。这些资料，为后来的写作打下了基础。真正的动笔，直到全国解放后才得以进行。
　　这部资料共27篇，包括2篇序文，国共双方各1篇综述，陕北特委成立后7次重要会议各1篇，陕北23县中延安以北16县各1篇。从写作时间来看，7次会议写于1951年6月，是为当年7月一个革命史展览而写的。当时写下两部分材料，一部分是群众斗争及军事起义材料，已经展出，这部分史料现已找到一些；另一部分是党的秘密活动材料，当时因保密而未展览，直到1958年写这部史料时才复写出来。16个县的材料，从1958年3月25日开始写，一天未隔，到5月28日全部完成。随后，作者又陆续将7次会议材料复写出来，之后又写成两篇综述：6月3日写出“国民党在陕北的25年”，6月4日写出“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的最早活动”。7月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1周年，作者又写下了“简序”。至此，全文终告完成。
　　资料写成后，一直压在档案馆中，鲜有问津。八十年代前后，各地党史部门搜集整理党史资料时，有的同志发现了这部资料，陕北有的县市在编写当地党史时，零星引用过其中的材料。现在翻阅陕北一些方志或《中共组织史》，能够明显看出，有些史料来源于此。但这部资料的真正价值，始终没有得到社会各界客观公正的认识。
　2007年1月24日，我在档案馆查阅资料时，在目录里又发现了一批署名赵通儒的资料。工作人员去库房查看后，回来告诉我，这些资料都订在一起，不能拆开。我欣喜万分，意识到自己淘到了一笔宝藏，立即自费全部复印了一套。我早就从其他资料中知道赵通儒写过一部完整的陕北党史，却从未见过，家属也都没见过，总以为早就被毁掉了。当工作人员把书稿递给我的时候，心中的感受，十一年后的今天想起，都是幸福满满。回来后，我用一个月时间，把书稿逐字逐句读了一遍，非常震撼。从2月24日到3月27日，我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费尽心血，将22万字的文稿全部录入。当时，打字使用的还是版本很低的拼音录入法，识别率很低，又没有自动识别能力，特别是没有词汇记忆能力，许多常用词每出现一次，都得把拼音全部录入，别无取巧手段，重复劳动很多。更严重的是，资料本身是五六十年前写的，与现行文风大为不同，作者又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风，白话文夹杂很多文言。这都是与计算机语言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因此，录入文字的工作量就很大，实际录入的不下100万字，都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录入的。有时为录入某个“字”，不得不录入包含这个字的“词”，再删掉不用的“字”。在那一个多月里，我茶饭不思，睡眠不香，完全沉浸到笔下的那个年代，与那些历史人物隔空对话，与谢子长、刘志丹、赵通儒、白明善、焦维炽他们一起出生入死。
　　资料整理好后，先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做过一些交流，看过的人交口称赞。其中对我鼓励最大的，是恩师王子耀先生。我追随先生逾三十年，从来都是我到先生面前聆听教诲，只有唯一一次是先生打电话叫我。那是2007年4月中旬，我把整理好的打印稿送给先生看。过了两天，先生叫我过去，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畅谈了史料的珍贵价值、作者的人格魅力与悲剧命运，鼓励我把这件事干下去。2009年1月16日，先生不幸辞世，未能见到这部史料公开面世。
　　这部资料真正公诸于世，是在陕北唯一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延安文学》上实现的。从2011年第1期到2012年第6期，分12期全部连载完毕。刚开始时，我心里也没底，不知能否全部发完，是抱着投石问路的心理尝试的。没想到，发表后反响强烈，好评如潮，全国各地各界人士都对这部著作赞叹不已，迫不及待地要看下文。
　　连载期间，通过赵通儒的老战友贺晋年将军的遗孀杜茵女士和程国庆秘书，我认识了著名党史军史专家王晓建老师。他是在陕北插过队的北京知青，对陕北有着深厚的感情，先后担任过陕西籍开国上将李达和少将王兆相同志的秘书，帮助两位老将军写过回忆录，编过纪念文集，对西北党史和西北红军战史有着深入了解。他读到这部史料后，敏锐地意识到了其中珍贵的学术价值，和我进行了深入交流。2013年，晓建老师郑重地把这部史料推荐给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社非常重视，层层上报，经过两年嚴格地审读，通过了终审。2015年6月初到7月底，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6月底，与中共党史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约定8月底前交稿。我想，总算快熬出来了，再用一个月时间，把前言后记写完，就可以出版了。没想到，又过了三年，才完成了全部工作。
　　2015年8月初，我回到延安后，立刻陷入繁忙的日常工作中。2015年和2016年，既要完成刊物正常的编辑工作，又编了纪念抗战胜利和长征胜利的两个专号，从头至尾，亲力亲为，耗去了全部精力与时间。2016年7月，《长征专号》编完后，才开始撰写前言后记。在此期间，为筹集出版经费也颇费周章，屡经反复，直到2016年底才得到圆满解决。
　　真正一动笔，万语千言，千头万绪，涌入脑际，难以自拔。这段历史太丰富，真相淹没太久，作者的人生经历太复杂，个人命运太悲惨，今天知道他的人又太少。要让读者读懂这部书，认可它的真实性、权威性，必须把这些基本内容交代清楚。我严格坚持“无一语无来历，无一事无根据”的治学原则，投入了艰苦的写作。从2016年7月到2017年6月底，整整一年，我像蜗牛爬行，以每天不到一千字的速度，写出了3万字的《概述》和7万字的《作者介绍》，无形中立起了《赵通儒传》的大框架。经过几十次修改后，保留了2.7万字的《概述》和4千字的《作者简介》。然后进入配图程序，搜集，筛选，配图说，又耗时数月。最终选配了215幅历史图片，其中158位人物的肖像166幅，其他图片49幅。
　　记得书稿刚送到出版社时，我还迫不及待地想早点出版。以后屡经蹉跎，才慢慢意识到，大可不必着急。作为一部注定要传世的著作，既然已经尘封80年了，那也不在乎再等三两年，总有瓜熟蒂落、功德圆满的时候，顺产肯定比剖腹产好。现在，终于要付梓出版了。
　　从2004年进入赵通儒的精神世界，到现在已经15年了，我完全沉浸其中，难以自拔。2017年，机缘凑巧，数次与赵通儒先生神交。4月中旬，在他撰写本书的西北高干休养院——今天的西安市长安区的常宁宫宾馆开会，完成了3万字《概述》的最后一笔；5月下旬，到北京东城区东总布胡同一带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这里正是他当年就读国立北平大学的旧址；7月下旬，我又专程到陕西眉县余管营村，在他当年服刑的余管营劳改农场——现在已是苗圃——去凭吊。所到之处，都能感受到老先生炯炯目光的深情凝视与眉宇间的无限期待。无奈自己才疏学浅，写作中几乎从未有过洋洋洒洒、下笔千言的时候，所有文字，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磨”出来的。十年一剑已经很难，于我而言，十年也磨不来，还得下铁杵磨针的功夫。让我如此痛苦地投身其中自得其乐的深层动力，是我谨遵一代大儒、关学祖师张载的教诲——“为往圣继绝学”。我深知自己做不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图大业，只能在“为往圣继绝学”上做点事情，尽一点绵薄之力。成就大小，就不敢奢望了。
　　需要感谢的人很多，谢绍明、杜茵、王巨才、白烨、郝飚、樊高林、李忠全、韩冬梅、王晓建、魏建雄、李延安、任越安、杨建、程国庆、吴克敬、张化民、魏德平、贺永泰、侯占元、强铁牛、魏协武、张文生、姜永明、李宏斌、冯瑞云、周国祥、王志厚……太多太多，难以尽述。延安文学杂志社的全体同仁，赵通儒的女儿赵英和其他亲属，也都出了很大的力。妻子艾梅，一如既往地承揽了全部家务，使我能十几年如一日全身心投入这项事业……他们，都是这部皇皇巨著结集出版的助产士！
　　2018年1月30日定稿
　　延安 去奇斋
　　栏目责编：魏建国